中国在新世纪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家文化形象却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频频出现。这促使我们反思：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象？
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远东”这样的边缘，遭遇到文化身份的诸种危机。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不停寻找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现代化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但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现代化不是美国化，而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创新。
中国古人并不缺少创新的勇气，孔子的“吾从周”就包含了这样的因素。《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太远的夏不足证文献，殷商遗民已经衰微，只有当代的“周”才是可以认同随从的，所以要与时俱进，根据现实来创新。[1]但在今天，无论思想、艺术、制度还是科技层面，创新都变得很难。例如当代中国学术论文都要有所谓“创新点”，但很少真正创新之作。纵观学术体制内硕士、博士的选题，往往是过去西方人研究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问题，偏偏无视或不讨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种令人不解的状况恰恰代表了当代中国缺少创新的现实。其实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创新问题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回望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史，真是既令人尴尬、又感觉非常奇怪——历史上，中国人其实是最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在科技生产领域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自然不遑多论；就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彩纷呈，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的不断流变，再到遍及各地丰富民间艺术的绵延悠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不仅原创性都非常强，而且更是代有创新，多数都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有些内容迄今仍在熠熠生辉，发挥着其独特的价值。譬如《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直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在世界上至今备受推崇。为什么今人却迟滞了发明和创新的脚步？中国人的思考和创新活力是丢失了，还是在哪里被阻隔了呢？”[2]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习惯了在一种固有的时间模式下看待文明，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序列中，中国永远是一种历史遗留物的形象，对待西方的现代化只能“追赶”，而作为边缘的东方只能“靠拢”西方，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而言，这无疑作茧自缚。中国有必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理路。
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中国历史被强行纳入丹尼尔·贝尔所分成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轨迹之中。“走向现代化”这一命题暗含着一个预设，似乎我们就被命定般地搁到了前现代，在西方已经走出现代化并走向后现代的同时，中国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进入现代。
被预设了前现代的身份后，按照这种模式，中国将很难同西方在新的平面上平等对话。今天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排名却不容乐观。在此意义上，中国只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与此同时，后现代思潮却过早进入中国并在文化领域引起更多争议，造成了认识上的冲突——中国是否进入了后现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坚持现代性的学者认为中国还处于现代性未完全展开的阶段，而坚持后现代立场的学者却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
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以西方现代性的时间体系作为坐标。西方的知识体系使得中国永远落在了时间维度上的滞后层次，因此需要加入东方的空间感。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人类的本体论应是时空本体论，而不仅仅是时间本体论。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意指正在过去的一霎那间，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其引入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思想、现代哲学、现代宗教都以这个时间为坐标，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在思考人类的文化圈、文化创新的维度的时候，应该有空间层次。在此基础上，应该重新修改西方这种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时间观，提出从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再到太空文明的时空序列。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然而，在海洋明文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刘梦溪《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 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有了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晚清时的中国已落后差不多三百年。何况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3]
西方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场所，成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中心。当然，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4]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包括东方文明，应该称为“大陆文明”。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东方，“大陆文明”都曾经在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创造过辉煌。[5]中国是大陆文明的代表之一，如果用GDP来表达，中国可以说是全球范围之内最高水准的，领先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年里，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领域远远领先并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
人类文明没有停滞。以东方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最初的强盛，如大唐辉煌的盛景和阿育王朝的鼎盛，令人记忆犹新。随着海洋文明——工业革命到来，曾经辉煌的“龙“”象“两个大国，几乎同时迷失了自我身份。但是在太空文明到来之时，两个近邻的大国开始发出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文明复兴的吁求，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于两国竞争力和战略的空前重视。章太炎说：“东方文明古国，荤荤大者，独印度与中国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如辅车。”[6]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级阶段的全球化强盛，那么，东西方互相促进并曾给对方以新文化种子——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大约在1820年左右，欧洲的GDP和中国第一次持平并且略有超过，三十年后达到了10.6：1，从此和中国拉开了距离。之后在近二百年的海洋文明当中，中国痛失良机，失去了占地球70%的海洋世界。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于世界的，曾经辉煌过的大陆文明被西方的海洋文明征服了。八十年代的政论片《河殇》代表了当时流行的的一种“审父”情结，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宣扬中国要告别黄土地，走向标志着现代化的蓝色海洋文明。然而海洋文明的胜利是沉重的，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并不都认为它预示着人类的未来。但当代中国依然热衷于海洋文明的讨论，争论中国“距离”海洋文明还有多远，依然是用海洋文明的方式来衡量中国。今天的中国如果再去追求海洋文明，那注定继续并永远落后于西方。中国在海洋上也并没有扩张和霸权的想法，相反中国走向的新基点应该是“太空文明”。如果说在农耕文明即“大陆文明”阶段，中国获得了成功，成为领先者；在“海洋文明”阶段中国遭受了困境和失败。那么在“太空文明”阶段，中国不应该再为自己的海洋文明阶段没有航空母舰而失落。
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本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说：“仅一个卫星通信技术，就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电话、数据传输、电视转播、卫星电视教育、移动通信、救援、远程医疗等上百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通信卫星的电视转播使得地球成为了“村落”，通过卫视，伊拉克战争、伊朗危机、朝核会谈、印度洋大海啸、奥运会的盛大、世界杯的狂热，非洲灾民的苦难都尽收眼底，真可谓“环球同此凉热”。
如今，太空文明的竞争已经初露端倪。[7]最近美国提出太空计划和主权的统一性，美国政府公布了《国家空间政策》。新太空政策宣称在后“9·11”时代，美国“在太空拥有行动自由，这与其在制空和制海方面的权利一样重要”。“如有必要，美国有权不让任何‘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或个人进入太空。”资料表明，美国航天部队的武器装备共分为四大类：空间信息系统、空间载人作战平台、空间作战装备和航天运载装备。这说明，美国正有计划地落实其独霸太空的图谋，挑起新的太空军备竞赛，不仅威胁世界安全，而且日益严重污染近地空间。[8]其后，俄罗斯加紧研制自己的太空军备，并声称要在2008年前做好太空战准备。印度也表示，自己在太空争夺中不会处于落后状态，其后韩国也表示，正在研发天战武器用于太空作战。“制太空权”成为国际社会既担忧有热衷的领域。
在进入太空文明的前列，中国的参与使得世界平衡出现了新的转机，可以说，由美国单边垄断的太空文明出现了对宇宙空间的重新分割。这种分割意味着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欧洲和美国取得了相当的一致性，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从大陆文明亦步亦趋地追赶海洋文明。当前流行的手机和数码相机也都是太空文明的结果——早期的卫星胶片在太空进行拍摄后要靠降落伞送回地面，但经常掉在敌方的领土内，后来专门研制了数码技术并逐渐应用于民间。今天汽车的GPS定位系统，则依靠美国政府花数百亿美金做成的24颗全球定位卫星，信号覆盖范围可以覆盖整个地球。美国推出的商用系统精度是５０米到１００米，另一套是军用系统精度在一米左右。使得人们在地球上有了精确的、量化的空间感，对于定位、制导和研究大地的形变，以及预报地球的灾难至关重要。而中国独立研制的“北斗星系统”，可以不受制于美国的GPS系统。
亚洲探月乃至登月计划及其实施，已经形成中日印度的太空开发竞争，加上欧美的竞争，
已然说明，太空文明竞争已经在大国之间展开。2005年以来，美国提出太空计划和太空权的领先性，力求将全球霸权扩展到太空，已着手在太空修筑工事，加紧备战未来的“太空战”，[9]；韩国强调太空时代不应落后应当太空大国。韩国已提前为“送人上太空”做了准备：韩国政府还确立了国家太空开发目标：即到2015年确保自主开发太空的能力；到2010年，共研发13颗人造卫星。2015年前建立“太空作战基础体系”，构筑“航天作战能力”，并积极筹划未来“宇宙司令部”，统一指挥各种航天军事力量。
无疑这些都说明，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不能单纯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时间模式”来分析了，中国并非处在从前现代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而应该同时以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的“空间发展模式”来分析。可以说，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和西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10]
太空文明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数码、信息和网络技术，已经修改了新一代人的文化编码，在此前提下人类思考的问题和入思的方式都需要做相应调整。太空文明并不是纯粹科技的，它代表这人类的崭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真正的创新应该获得技术力量的同时积极地去推动精神世界的发展。走向“太空文明时代”的确是一个人类发展的必然。
事实上，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11]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对东亚价值也构成了更大的挑战，也使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创新的危机”。创新成为任何一位知识生产者和思想分泌者所不断追求的目标。那么，中国是否将成为21世纪世界思想文化输出国？[12]中国的崛起是否为世界带来了福音？“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文化序列定位”、“国家形象定位”、“政治作用定位”、“思想立场定位”的各类难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无疑都和创新密切相关。从太空文明的角度，会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的走向问题。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应该有这份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本土文明”的现状和危机中寻找其蕴育的希望。
在太空文明时代，创新的方向需要做深度阐释。太空使我们朝向无限性，使我们意识到“海洋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纯属妄想，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渺小与孤独，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未来的世界需要全人类的团结和和睦。创新应该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现在提出创新不是凭空的创新。于是，太空文明时代，“创新的基础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必须回答。然而，在这个时代快餐化，虚肥胖症太多。我们看到的是与创新相悖的浅薄、表面和营养不良和失衡。经典没有人去阅读，古典艺术对当代人也相当隔膜，人们乐于炒作，甚至将《论语》《庄子》《三国志》等名著也作为炒作牟利的手段。这无疑已经背离创新的思想。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人类不断创新的文明，需要一个不断创新的伟大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百年霸权主义道路越走越窄的处境中，中国会议东方和文化的方式为未来人类提供一种不全同于霸之路的王者之路。西方乃至东亚必然将与中国共存在世界，不管西方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可更改这一事实。 世界需要一个和谐发展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对已无害的西方。在文化创新中，中国身份承诺意味着为人类提供的不是任何形式的“中国威胁论”，而是创建人类共同美好的世界新秩序！如果中断了同5000年中国历史的联系，中断了同大陆文明、海洋文明的优秀成果的联系，中断了同生命和精神的联系，创新只不过是没有地基的肤浅的“创新”。应该重新对定义文化，重新去发掘经典和艺术对人类精神的滋养作用和陶冶作用，使人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向历史，面向未来。
文化创新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创新的归宿应该是对当代人的生活意义。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个时代是无情消解价值论和目的论的时代。人们获得了“今天”，但没有获得今天的“意义”，而是通过将“意义”放逐来获得所谓今天的“意义”。于是，生活的意义、价值和目的被生活的消费、调侃所取代。没有了历史感，也没有了方向感，也没有了创新的基础。往古五千年，未来一千年，似乎都与人不相干似的。那么，今天也就成为时间的“空场”。个体的狂欢放逐时间的沉重，身体的滥用导致身体的反抗。人抽离了精神的同时也被身体所抽离。两脚空空还以为飘飘欲仙，乃是时代之不幸。
当代文化创新的基础面临一个时间性的难题，这也是一个心理性的难题，即如何让时间成为人性的时间，如何让生命成为反抗异化的生命。慢生活节奏是对生命意义的修正，是对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需要致力于改变整个社会文化制度和环境。如果我们一切都是快节奏的、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式的、大杂烩式的拼贴和堆砌不是创新，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也不是创新。文化创新需要时间的优游，需要生命的散步。创新的归宿在于人类历史链条的延续性，在于改变人、改善人。如果不相信世界、人类、历史，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一个创新的民族是伟大的，他们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希望全面地了解世界奥秘，同时这个民族整体上具有永无止境的创造欲，希望通过伟大的创造干预世界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一个前沿学术问题。要重新地阐释这个问题殊为不易，要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策略更是难上加难。这主要因为，中国再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文化拿来”，很难想象还存在多少“文化创新”的可能性。这里面关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失落和重建的问题。因此，“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13]而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美国驻在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14]美国在冷战时代，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15]
一本值得关注著作是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16]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
不难看到，在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前，文化战役早已经打响。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S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S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清醒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形象如何被西方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形成过程和规律，进而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中国形象”的位移和重建的可能性。正如《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国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傅满洲邪恶狡诈，是“种族主义之恨”的代表。陈查理是模范少数族裔，“种族主义之爱”的典范。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男子，傅满洲和陈查理缺乏男性气概是“非性化”、从属性的典型，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傅满洲和陈查理一度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他们一个被塑造成恶魔，一个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17]
因此，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西方现代性对东方文化的后殖民企图，应避免再次落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
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可以说，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和当代境遇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身份重塑和自身新传统的创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的“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18]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19]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
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蹈空，就会丧失创新深度。当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有三种立场，一是对西方仰视，即全盘西化、无限憧憬；二是对西方的鄙视和俯视，甚至坚决打倒。现在很多人认为后现代是中国的救星，就像以前读到乌托邦思想就以为是中国的救星，这些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吃了牛肉、羊肉、西方的肉，并不意味着一定把自己变成牛、羊或者西方人，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成中国人和世界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成为后来居上者，中国正在创造人类的神话。[20]但是，当代思想不能仅仅局限于时间维度的前现代之思，而要去观照现代和后现代；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大陆文明，还要重视海洋文明，重视中国在海洋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但还是要更多思考太空文明，思考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立场问题。
当代中国学者的中国立场需要更为凸显。没有立场的思考，就是在犯错误，就是纵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识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时间。如果一代中国学者只是模仿西方，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身份，那么在学术谱系中将没有创造性思想能传承下去，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曾经超越这个时代去思考，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全盘西化或半盘西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当一部分学者把介绍和译介西方作为中国创新的一个过程，这些功不可没，我也曾经和一些同行做过许多译介西方的工作，像译介现象学、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等。在光谱上总会有不同点，有很多人要一辈子献身于西方事业，成为中国的白求恩，他们的工作同样有价值，因为他们继续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做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并非一个成熟的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只是完成学徒时期的准备性思考，借此要到达的目标是真正入思，使中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对等的、面对同一问题的思。
本世纪中国学者要承担起真正思考中国问题的使命，去思考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这个问题也许很玄，前景也许很悲观，但它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不仅中国学者，世界学者也会正视这个问题。在西方，有的教授是对中国是比较了解的，也有的对中国是一种俯视的姿态，这就是视角的问题。一位美国学者给我发过一封邮件，我发现他们反而比中国学者更加具有创新意识，对于东方文明的信心也更强烈，他们提出儒学必须要后现代，而且儒学根本不应管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东西方学者对于对后现代理解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受了建设性的后现代宗教的影响[21]，而我们只是据此提出入思的权利，作为边缘、弱势群体思考并言说的合法性，这个最起码的“合法性”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如此重要和艰难。
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尤为重要。太空的概念是时空合一，无论从思想的时间纬度还是空间纬度而言，立场都是关键点。太空文明在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定位，定位不是在陆地上看到一个点，而是思想的定位，找到我们思想正确的位置。我们这代人缺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只是满足于在某个狭小的专业领域内称霸，缺少集体反思的精神。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今天的定位肯定不同于往时，任何超越立场的研究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中国立场需要中国每一个人去思考。寻找中国立场，是为了表明我们站在那里，没有倒下去，没有倒在他人的卧榻中。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平视的立场，是一种有合法性、可以和西方人平等面对共同问题的立场。
中国身份和立场的重新确立意味着，研究世界问题必得从中国具体的文化场景出发，去分析介绍翻译西学，最终是从中国人的立场的翻译，文化过滤和文化透视非常必要。如翻译哈贝马斯，印度人、越南人翻译和俄罗斯人翻译，其入思角度方式当与中国不同。同样，海外华人和本土学者的后现代研究、新儒学研究也有差异。在我看来，中国立场是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场。在介绍、挪用了很多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也变成引起他者思考的东西。
提出中国身份和立场的同时，必须将其落实为中国文化输出。文化输出首先是对强势的西方表明东方不可遗忘，所以我们应该给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而不仅仅向西方霸权主义提出可怜的请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所谓边缘、弱势群体缺乏清晰的了解。中国学者都会说英语，但少有人会说柬埔寨语或越南语，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在我们眼中同样是边缘的。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不知不觉间中国也在模式化越南、柬埔寨，忽视了他们的差异性。文化输出同样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反思。
提倡中国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当然不会采用东方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有过中国文化的热潮，明天也许会再次出现，但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将占整个人类的一半，加上腾飞的经济，很多专家预言未来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去思考如何让西方来尊重东方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思想也不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靠背后强大无比的帝国向西方输出，而只是要将差异性显示给西方。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个世纪，新世纪重要的工作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世界化。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身份立场的确立是我们不再自我菲薄，同时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必然要收敛而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人类才会有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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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礼记·中庸》。
[2] 郭之纯《创新活力到哪里去了》，载《环球日报》2006年10月1日。
[3]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4] 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周宁著《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见雅斯贝尔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另参（印）谭中等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 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21世纪的头十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自己注入到全球空间产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总资产。
[8] 谢韬等著《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认为：“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9] 胡树民：《美国加紧备战太空战》，载《中国国防报》，2006年8月22日。
[10]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认为：地球气候变暖、疾病灾难、战争瘟疫等，使得人类地球成为不适宜居住的星球，人类的出路在于开发太空。20年内人类可能在月球立足，40年内人类有望在火星建成永久居住基地。
[11] 阎学通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3] 参见约翰•珀金斯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14] 参见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5]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见《读书》2002年第5期。
[16]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17] 参姜智芹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林利著《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8]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法）弗朗索瓦·于连著《（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9] 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20]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亿美元），是1952年的270倍，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21]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宗教》，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