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关于纳粹的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最初的成果是1990年代问世的《德国社会中的盖世太保：种族灭绝政策，1933-1945》（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这部著作中，盖拉特莱虽然也一般介绍了纳粹政权如何运用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Gestapo，也称Staatspolizei）体制和宣传手法来构成其暴力恐怖的政治体制，但是他已经触及到这样一个主要的议题：普通的德国人经常向秘密警察检举犹太人、吉卜塞人和其他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秘密警察需要什么情报，他们都会主动提供，因此，秘密警察并不需要有一个人手众多、膨大的特工网络，所以盖拉特莱认为，纳粹因为能得到普通德国人的广泛主动配合，创造了一个秘密警察布下天罗地网的“神话”。
2001年，作为盖拉特莱的纳粹研究系列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成果——《支持希特勒：主动还是被胁迫？》（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出版了。盖拉特莱在《盖世太保于德国社会》基础上，对战败时盖世太保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和当年秘密警察、刑事警察的布告及调查报告、审判记录、报刊、笔记本、学生作文和先行研究等多种材料的搜集、分析后，以三个不同地域670份秘密警察关于案件档案作为统计样本，进行实证的历史研究。这一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结论是：盖世太保当年的恐怖活动得到德国市民的广泛、主动的配合和支持，特别得到妇女、青少年的狂热支持。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粗读盖世太保的档案记录，检举者、告密者表面上都是积极支持纳粹主义，但是，仔细阅读档案的话，很明显这些告密者大多带有各种不同琐屑的私人动机：物质利益、性爱的嫉妒或报复等等，很少是出于纳粹所谓“公共社会政治义务”、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档案中所见的案例，大多是平庸的动机，无非就是出于贪婪和嫉妒。比如，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第三章专门讨论了有关集中营的媒体宣传问题。他通过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各种报刊的调查，运用实证研究来证实纳粹如何通过公开宣传，使得连民众潜在的反对声音完全消失，最后彻底解体民主体制的。从一开始，强调集中营是专为威胁社会治安共产党员建设的，通过劳动改造，使他们新生。有关强制性的集中营的建立的宣传报道及其照片就都是公开的，在这些宣传中，即使新政权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也是公开、不回避的，都作详细报道。纳粹的这种不断宣传有双重目的和功能，既能遏制“犯罪”，又使得集中营及其暴力恐怖体制合法化、正当化。而很多民众都希望为集中营建设做贡献，到这样机构里工作。纳粹在宣传中，把集中营作为对政治犯、刑事案件惯犯、犹太人进行所谓品德纠正、维护社会稳定的教养机构，许多人认为在这样机构中积累工作经验是有益的。（3）即使有少数报道提及被收容者惨遭杀害，被人们认为那也只是偶然的，是集中营管教人员自我防卫的结果，或者是为了防止收容人员再度逃回社会给社会造成威胁，暴力是必要举措。这种暴力恐怖都被涂上正当的光环。人们认为，魏玛时代的自由放纵得到了矫正，这些强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犯罪。（4）纳粹奴役体制是建立在高度科学、经济学知识的基础上的，1939年，战争爆发后集中营规模又重新迅速“繁荣”、扩大起来。第一，因为防止和镇压对纳粹不利的关于战争的“谣言”和反战意识的流传，政治犯又开始增加。第二，战争时期维持经济生产的劳动力的紧缺，集中营担负起这方面的功能。然而，种族灭绝最大的屠杀毕竟是在“东方”波兰境内集中营里发生，所以避开了广大德国国民直接的视野。但是，盖拉特莱指出，即使普通德国人亲眼目击了德国境内身边的暴力、杀戮的事实之后，还是表现出迎合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为了获得运转战争机器资源，集中营之外，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主要是波兰人）劳工、战俘被强迫在许多工厂、企业、农场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不少工厂、农场就在集中营附近。被奴役的男性经常无辜被处以死刑。和这些犹太人、外国被奴役的劳工同处一地的德国人、民间社会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事态带来可怕的后果。（5）
在第九章《市民社区内出现的“集中营”》中，盖拉特莱以许多具体事例指出，1942年后，因为严重缺乏劳动力，农民与民间企业可以向集中营租借囚犯作为劳动力使用，雇主可以随意借助盖世太保，以整肃劳动纪律为名，任意迫害这些“劳动力”。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私设集中营”。人们每天可以从报纸上获得这样的公开、明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有德国人告诉你他在大屠杀时期不知道集中营，那是天大的谎言。（6）
这一时期，盖拉特莱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即把已故美国精神科专家戈尔登松（Leon Goldensohn ）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对19名被告、12名证人（包括戈林、汉斯·弗兰克、里宾特洛夫、邓尼茨等纳粹战犯）进行旨在对他们心理分析访谈的纪录稿的整理、编辑、出版了《纽伦堡访谈》，（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An American Psychiatrist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fendants and Witnesses ，此书被翻译成14种语言，在欧美影响很大）。我们读这《访谈》，能真正体会到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论点的确实性，即使这些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他们的大多数在接受纽伦堡审判时内心的自我辩解，与以后在耶鲁撒冷法庭上的艾希曼是雷同的：自己只是服从元首命令和法律、不知道集中营屠杀的存在。盖拉特莱收集的证据，揭穿、驳斥这种蔓延于整个国民推卸伦理责任的自慰心理。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在演说中屡屡公开谈到“最终解决”政策，把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灭绝作为传闻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比如，抵抗组织“白玫瑰”散发的传单中，也提到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大量屠杀信息。（7）
该书的第六章《非法与犹太人》、第七章《针对外国劳动力的特殊法律》和第八章《内部的敌人》三章，都是完全围绕“告密”这一主线，通过对秘密警察档案，以众多具体的案例展开详尽叙述和绵密分析。
和其他研究者一样。盖拉特莱也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研究纳粹的反犹宣传和种族灭绝政策。无论是认为德国人当时是普遍支持纳粹，还是对此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几乎都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8）来分析当时德国国民对反犹暴举的反应的变迁。克伦佩雷尔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自己又在一战期间服过兵役，所以，1933年以后他的处境是虽然日益恶化，但是有个过程，1941年9月后才被规定要佩六角星的戴黄色袖章。即使如此，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这样的雅利安人的配偶还可以在社会公开露面。因此，盖拉特莱认为至少在有一段时期内，德国民众还不是“种族灭绝”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但是，即使在纽伦堡种族法还没有出台之前，民间就已经存在广泛、经常性的法律外的检举、告密犹太人行为。档案告密的理由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于雅利安人保持性关系——“种族污染”。 温特佛兰肯（Unterfranken）地区秘密警察未销毁的1933年至1945年期间关于犹太人种族污染的210个案件中，出自居民检举、揭发的占了59%。档案统计揭示，除去24个原由不明的案件，由各种国家组织、团体根据掌握的的案件，只有59个。而且，这些案件中私人告密的动机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对希特勒种族理论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出于某种个人利益。比如，有个案例很简单，一男子为了与犹太人妻子离婚，与妹妹一起向盖世太保告发妻子是犹太人。（9）盖拉特莱还援引了两个先行研究的结果。其一，历史学家曼（Reinhard mann）的统计、分析秘密警察815个案件档案表明，其中26%是告密导致立案的，这中间只有50件可以称得上是出自对体制忠诚动机的告密。（10）其二，根据迪尔纳（Bernward Dorner）研究的481个告密案例，其中只有不到3分之1是具有比较浓的政治色彩。（11）盖拉特莱的结论是令人回味的：秘密警察神通广大掌握一切只是人们见到的一种假象，秘密警察的高效率工作的根源来自大众频繁的告密。（12）极权主义国家市民失去了其他解决私人利益纠纷手段后，利用国家暴力强制性制度来实现私人目的。所以，20世纪的欧洲史，弥漫着出自私利目的的告密。（13）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当局也曾为这种纯粹出于个人私利的告密、不时还出现诬告的社会倾向感到头疼，也作出对无事实根据的检举者处罚规定，但是，民众与警察相互推波助澜“群众专政”，有助于强化暴力恐怖体制，纳粹还是容忍、鼓励这种并非真正效忠的告密，诬告者就此不要为自己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可以说，如果光有IBM这样企业为纳粹政府提供统计种族统计（甄别、统计犹太人）的现代统计仪器，（14）仅仅凭借毒气杀人高科技，没有普通德国人普遍告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恐怕就没有这么顺利。在第七章《对外国人的特殊法律》中，盖拉特莱利用的三种档案，即温特佛兰肯地区1933年至1943年、莱茵-鲁尔地区1933年至1943年和布法尔兹（Pfalz）地区1933年至1945年的关于波兰人社会隔离的档案，都表明当地居民的告密一般占这类案件的一半左右。众多具体案情告诉我们，波兰人或德国人只是因为相互发生性关系就被作为“种族污染”处以极刑占被告发者的极大多数，然而这样严重后果并没有使得告密者有所踌躇，告密没有减少趋势。直到1945年春，纳粹战败前夕，告密依然盛行。（15）
罗伯特·盖拉特莱利用杜斯多夫（Dusssldorf）等三个地区盖世太保档案，专门在第八章《内部的敌人》中，分析秘密警察挖掘“民族共同体”内部敌人最多的一种案例——收听敌台案（敌台，指BBS等反法西斯电台）。关于犹太人、波兰人“种族污染”等案子一样，收听敌台案大部分也都是出自普通德国人主动、积极写信给警察，对身边的亲友、邻里或同事的告密。75%的这类案件告密者动机不是出于告密者政治信仰。由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自身掌握线索、侦破的这类案子，不到10%，即使这些案子也只是已经在押的“犯人”提供的线索。（16）滑稽的是：1930年代收音机在德国普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却是纳粹政府要求全民都能听到元首的声音。秘密警察曾对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案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侦察，但是那只是一个例外。平时秘密警察仅有能独自主动掌握的各种案件线索大多数是对邮件检查的结果。秘密警察把这些密告他人偷听敌台的动机分成两类：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和为了纯粹利己目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动机是这两种动机的混合物。告密只是工具、手段，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盖拉特莱指出虽然关于“收听敌台”告密与涉及种族政治历史（曾是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问题的告密有所不同，告密本身表明了纳粹政权国民对纳粹政权支持，但是这种普遍的国民相互间的告密也呈现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理论上的破绽，而且这种告密也并非出于阶级或阶层对立、冲突，加害者与受害者都生活在相近的社会环境中。（17）这种所谓针对在后方散布敌台播放“谣言”，影响士气的检举、告密在军队内也蔓延、盛行，有3、4万国防军官兵因被战友或亲友的告密，因此被处以极刑。（18）纳粹禁止公开谈论、批评战局的恶化，公开谈论或批评时局的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不少因被人告密“偷听敌台”，被判处死刑。与其他案由一样，即使人们都知道告密会给对方这样严厉处罚的后果，还是不断有人向盖世太保检举、告密其他同胞的反战言论,虽然最初告密者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这种告密和检举与纳粹公开的政策宣传一样，
起到了增强第三帝国的道德标准的功能。盖拉特莱在书的《结语》中援引海尔贝尔特（Ulrich Herbert）的话：纳粹时代导致了“德国人道德的深刻残忍化”。（19）这个结论与阿伦特感叹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彻底颠覆了人类2500年道德传统结论是一致的。
该书提出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问题，而且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到这个问题：即纳粹如何通过选举投票，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后，实现他们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和计划的。作者的观点是：希特勒之所以选举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魏玛政府一系列的困境和失败，并对解决这些难题做出了承诺。希特勒除了利用了外交上的屈辱、国内经济萧条带来社会的贫困和道德危机（如犯罪率上升）等要素外，还有各种分裂的政治力量的内耗，也是给纳粹体制补充营养的强壮剂。时运给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一个机会，纳粹在这样好时机中巧妙地把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参杂在其中，人们都只看到了“成果”，赞同强制性暴力政策，所谓只有清除这样的敌人，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健康和纯洁。以为纳粹把犹太人、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与己无害，私利驱使人们忽视了这样强制性本质危害最终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著作中，还使用了不少生存下来的当事者的证言。这些当事人并不是纳粹党徒，但当年他们支持了纳粹体制。当然，到纳粹上台为止，至少还有100万的选民，始终坚持支持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即使这些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他们最终倾向支持希特勒。概括地说，所谓希特勒的支持者，也就是1932年呈现出来的强有力的反民主思潮的群体，只因大恐慌侵袭了他们私人生活各种利益。可是，平心而论，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时代创建的民主主义价值观还是对他们有一定吸引力的。这些软弱的民主主义信仰者，最后也都成了希特勒体制的支持或者容忍者。第三帝国用宣传的社会生活的稳定、安全，换取了他们的自由。盖拉特莱指出，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要素，也可以看成第三帝国中含有魏玛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要因，这就是爱国主义。魏玛时代的民族主义爱国者很容易转化为纳粹主义的爱国者。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参数往往有助于汇集民意。强有力的纳粹体制做出了某些物质上的承诺，因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些具体的承诺体现出时代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等），同时衍生出人们对纳粹体制中的秘密警察镇压的赞同和支持。因此，德国未曾有过真正有组织的抵抗，而广大民众对纳粹政权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20）
该书的着眼点不在于纳粹体制怎样腐蚀、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在于德国国民为何、如何服从和配合纳粹体制的。它是从各种具体微观事例实证分析入手，与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单一以101警察部队在东部战场的样板剖析不一样。但盖拉特莱与戈德哈根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也认为德国国民对纳粹的顺从、拥护并不都是制度强制、胁迫的结果，往往是为了个人私利主动、自发的顺应和配合。然而，他的结论又是否定戈德哈根的结论，——戈德哈根把普通的德国人描绘成因为具有先天的、或者文化传统导致他们的反犹心理和行为倾向，所以会迎合纳粹的各种政策和暴行；而盖拉特莱是描绘出德国国民如何从各种“非政治”缘由主动去迎合纳粹体制的。《支持希特勒》与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也不一样，布朗宁着力分析影响101警察积极参与屠杀的各种“环境因素”；而盖拉特莱从档案中发掘告密者的个人动机。
当然，也存在对该书的批评，有的学者，如约翰逊（Eric A. Johnson) 认为盖拉特莱只注意那些普通德国人主动检举、告密的案例，因而提出质疑：纳粹秘密警察处理的案件中，案发出自告密的案件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呢？遭到家族、亲友告密的恐怕是诸多案件中很小一部分，而作者把它们普遍化，作为一种典型来处理。批评者认为作者的叙述、分析有片面和夸大，比如，“告密泛滥”、“全国弥漫着高密的空气”、“与秘密警察工作相比，倒是受监视的人（告密）活跃”等等。虽然盖拉特莱在第一章《支持希特勒》中，提到15万共产党员受到迫害，但只是在注释中出现，未曾做出进一步分析，也没有提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神职人员的抵抗。而对这些人遭受的镇压，未必是源自普通德国人的检举或告密。如果作者对秘密警察的档案能投以更宽的视野，那么一定会看到许多做出抵抗和牺牲的德国人。约翰逊认为盖拉特莱的叙述没有对“德国人”作出区分，没有提及甚至否认抵抗纳粹体制的人们，把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他未把力点放在犯罪者、受害者等具体个案的采访和研究上，只是提供了宏观的描述，没有看到那些默默地被迫胁从的德国人在强制下的痛苦。（21）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强调制度决定论的时候，在吸取历史教训和追究伦理责任的时候，也不能否认人的主观选择对体制形成和维持的功能。首先，假如不是主动、积极支持纳粹体制的国民占了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纳粹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不可能维持长达12年的残酷统治，而导致他最后毁灭的还是外部的全球的反法西斯力量。
其次，盖拉特莱在书中也涉及历史学界普遍的共识，即纳粹上台得到国民拥护的原因包括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对苏联的恐惧、民族主义传统和自由意识的软弱等要素，他只是在这些要素之外，更强调和凸现了对个人私欲动机的分析。从其他的一些历史记叙来看再考察纳粹政权的建立和经营的历史同时，在考察制度之恶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制度决定论抽象化、绝对化，多视角的考察也是必要的。其中，个人私欲动机考察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具有其独自意义。比如，1933年，洛维特（Karl Löwith）在回忆录（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中生动地记录了1933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人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只有个别人进行微弱的、却是难能可贵的抵制。洛维特不仅揭露了迎合纳粹“革命”知识分子的丑态，其中不少还是犹太人。书中，洛维特以斯普兰格为例，分析少数开始尚微弱反抗知识分子逐渐顺应的原因： “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22）“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怕失去纳粹体制下大学里的一分教授职务——个人的境况、利益往往是最终选择妥协、顺从，放弃抵抗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再如，科什那依据母亲当年的手记，在《莎拉的礼物》（新星出版社，2009年）以鄙视的口气详细描述犹太人社区领袖的梅林的各种讨好纳粹，配合纳粹残害自己同胞的卑鄙无耻劣迹，而梅林以及手下的犹太人警察的各种劣迹，无不出自他们自我保存的私心、私利、私欲。（23）我们往往强调一些私人领域道德准则是私德，依靠个人自律，反对谴责者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殊不知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把所有的私人领域吞蚀了，个人私德许多场合联系着“民族的公共领域”。不少人为了个人蝇头小利出卖、葬送了公众的自由。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人们表现出道德选择、道德行为也会有所不同。《莎拉的礼物》中，还有兹维坦·托多罗夫的《面临极限》（Face a l"extreme）.一书中，表现出最勇敢、刚毅英雄行为的，却是出自那些表面看来的弱者，甚至是最温柔、软弱的女性。维洛特在回忆、记叙那个年代各种人物和事例的同时，“甚至能觉察存在于‘具有德国民族意识’与‘怀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间的细微差异”；能够把因单纯和幼稚而“忠于党卫队的学生，与虽然没有入党，却懂得如何顺应时局发达、高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24）尽管人在死亡威胁面前多会做出妥协、服从的选择，但认为陷入邪恶的深浅还会因人而异。所以，即使人面临极限，面临死亡的威胁，还是有一个主体选择的问题，这也是反抗强权牺牲的英雄具有强大道德号召力的原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不少篇幅论述极权主义制度可以剥夺个人的法权、摧毁具有2500年历史道德传统，使人成为单具有动物性的行尸走肉，——强调了制度之恶前所未有的威力和恐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受害者对极权主义体制顺从、甚至主动合作的伦理问题，虽然当年引来不少争议和指责。可是这样的事例以后还是不断在大量历史见证文本中出现，至少证实了她的问题意识并非捕风捉影。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即体制的受害者都参与了构建压迫自己的环境。这是经历过那种体制的人们往往要回避的，而又难以回避的伦理难题。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遭到广泛批评后，阿伦特继续探索深入探讨现代社会中政治伦理问题。在《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所收的《独裁体制下个人责任》一文中，她强调指出，这种丧失道德自律的人们，不仅是感觉到暴力的威胁才屈服、追随纳粹运动，不少人实际是怕赶不上新时代起点“历史的步伐”主动地参与。所以，诱惑与威胁一样，同样能使人丧失道德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法庭上，因为自己受到威胁或利诱才行恶借口只能作为威胁、利诱者犯罪的证言，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屈服的道德上正当性的理由。（25）最近扬——维尔纳·米勒在接受徐贲的访谈中，谈到纳粹体制研究的前辈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26）米勒所谓“同质性”就是指共同体成员绝大部分都有这种自律的前提，其成员失去这样道德自律的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个人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为法律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自律的前提上。在这样的社会中按照良心行事——自律的人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因此对其他国民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绍尔兄妹、史道芬贝格上校等人物在电影《白玫瑰在行动》、电影《暗杀希特勒》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这些历史人物崇高的道德、人生的选择。
在最新的著作《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中，盖拉特莱还是坚持他的前两部著作的观点，即纳粹政权是广大德国国民主动选择、拥护的产物。他认为，希特勒与斯大林不同之处，他没有对追随者进行发规模清洗，只是说明了人们对他已经取得的成功和将会取得的成功的深信不疑。盖拉特莱之所以注视个人动机，是因为在他看来，战后德国国民对纳粹体制下的个人伦理责任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德国政府政治教育局为了鼓励国民从各个角度认真反思历史而承担起个人的伦理责任，向国民推荐这本书，出版价廉、普及的德文版（27）
盖拉特莱的《支持希特勒》，还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盖拉特莱指出了纳粹作者体制暴力镇压力度之缓缓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根据民众的反应渐渐毫无顾忌强化起来的。到1930年代末，原先的政治犯、“不适应社会者”或者被处理，或者转向民族社会主义，所以，与前几年相比，他们在集中营中所占比例相对降低，集中营收容人数也有下降。观察历史不能只看假象。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有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1930年代后半那几年，虽然对犹太人的迫害依然在继续，发生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可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政府正在寻找“移民”等解决办法。但是，战争爆发后，事情进一步恶化，政府的强制和民众的迎合一起，越来越使得现实走向黑暗。 第二，盖拉特莱注意到因为民众的支持、配合和告密，纳粹政权对司法制度动了大手术，出现了不少法制史上“新生事物”：公、检、法合一的“警察司法制度”、人民法庭制度、现场军事法庭制度等等。这也是值得研究极权主义法学学者值得继续深入、细致研究的一个课题。第三，与其他欧美研究者（28）一样，盖拉特莱也指出纳粹的意识形态渗入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私人领域完全丧失，国民甚至不能自由选择结婚、丧葬仪式。
极权主义体制下日常生活也是值得研究者开拓的研究领域。
【注释】
1，2，3，4，5，6，7，9，10，11，12,13，15，16，17，18, 19，20，Robert Gellately，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51-57；pp.68-69；pp.52-53；pp.55-57；pp.204-216；pp.255-268；pp.175-176；pp.144；pp.136-137；pp.137-138；p.144；p.137；pp.236-242；pp.183-185；p.201；pp.197-199；p.262；p.264.
8，The Lesser Evil: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45-59.关于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可以参见徐贲《人以什么来记忆》（北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2008）一书中《“罪人日记”的见证》。
14，详细参见：Edwin Black,IBM and the Holocaust：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
20，关于布朗宁著述，可以参见徐贲《刽子手与制度之恶》，载《读书》2008年第五期。
21，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rezensionen/1290.pdf.
22，24，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页140；页7。
23，科什那，《莎拉的礼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三章《萨仁卡》，第22-24节。
25，ハンナ・アーレント，《责任と判断》（Hannah Arendt，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Edited by Jerome Kohn，2003）（东京：中山元译，筑摩书房，2007）页65-75。
26，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6月21日。
27，Hingeschaut und weggesehen： Hitler und sein Volk, Bundeszentrale fn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2005）。
28，又如提尔曼·阿勒特的研究（《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表明，作为对希特勒崇拜、无条件服从的一个重要标志——“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是在没有任何强制和胁迫之时，已经成为整个国民共同的社交问候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