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派社会不能缺少对需要的讨论，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大的、人类之“好”的视野去看待与我们群体直接有关的好生活和社会正义。
《东方早报》11月12日报道，在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TopMarques Shanghai上，千万元顶级跑车、豪华轿车、私人飞机、珠宝手表、奢华旅游等国际品牌和中国奢侈品集体亮相。此前有报道说，该展会“3天接待了逾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不少外国参展商感叹：“没想到中国富豪那么慷慨！”
不仅如此。8月26日《时代财经》报道，中国富豪在国外挥霍，其奢侈程度让高消费的美国人都自叹弗如。8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海最贵豪宅被动捂盘，每平米定价十万超过纽约”；8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神秘中国人以1.3亿美元欲买‘世界第一豪宅’”。
中国豪富出手阔绰，他们要满足的不只是物质享受和占有的需要，而且是“为富者尊”的需要。
富豪们的“需要”和他们心目中的“好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哪些需要是合理的，哪些需要是实现他们人生价值必不可少的，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才算有“体面”、有“尊严”，够得上“好生活”的标准。出于他们对“好生活”的理解，挥霍消费、豪赌、物品豪藏，去世界最豪华的地方度假旅游、在最时髦的购物天堂采购最昂贵的商品，只开奔驰、宝马、布加迪威龙，只住超顶级别墅，只吃美味佳肴，统统被纳入了正当需要的范围。
在当今中国，人们往往从贫富悬殊来批评分配不公。但是，不管缩小贫富差距多么重要，如果仅从物质分配的多寡去看待社会的分配正义，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社会的物质足够丰富，分配制度足够公正；假如有一天人人都可以过上现今只有少数富豪才能过的那样的奢华生活，那时候我们就能算是有了好生活吗？
“好生活”和合理需要一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好生活理念，它关系到人的生存价值问题。有关人的需要的价值问题广泛涉及人类生产的意义，生产所造成的后果，和以何种价值理由来确定生产和消费的合理性。
一个正派社会不能缺少对需要的讨论，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大的、人类之“好”的视野去看待与我们群体直接有关的好生活和社会正义。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很多转变，在这种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中，营建关于需要的公共价值需要有讨论空间。
在中国，“需要”是一个严肃问题。新的需要观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否定了需要的国家主义。消费受控者因此逐渐转变为消费主权者。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而且是人的其他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都是被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并且以此认为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
这种模式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一切不在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清楚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时，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于“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只能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
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需要必然会是公共生活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需要是相对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受特定社会中特定的“资格”概念的限制。而且，人的需要包含自我欺骗的成分。正如我们常常欲求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一样，我们也常常会需要自己并不有意识欲求的东西。再者，需要者和“我们”的远近关系，也影响我们看待他们的需要。我们不只对自己的需要满足有特殊期待，而且对我们的家人、子女、亲朋的需要，也同样设置比“外人”或“陌生人”优越的标准。例如，城里人往往以较低标准看待外来打工者和他们家庭的工作、住房、入学条件需要，因此对他们造成歧视、羞辱和排斥。
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我们用它来讨论什么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好”。我们以它来陈述什么是值得人去过的“好生活”。对需要的认识包含着对人性的认识。用需要来界定人性，也就是用我们的“缺乏”来界定我们是谁，也就是把空白和不完足作为人类的特性。
作为自然界的动物，人类代表的是可能性。人类之所以是自然界中的特殊存在，那是因为惟有人类才会改变他们的需要，惟有人类的需要才形成一部历史，人类为自己造就了需要，造就了把需要表述为人的资格的语言，这才使人类可能要求尊重和保护每一个有需要的个体。人类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增加对具有普遍性的“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理解，这个过程还在不断进行之中。只要这个过程还在进行，探求和思考什么是人的需要就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