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1月26日上午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温家宝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2010年2月27日下午3时，温家宝接受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温家宝又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此后，大学去行政化成为两会代表和媒体热议的话题。
到底什么是“去行政化”？我以为，不能庸俗化地把它理解为去大学校长或书记的行政级别。如果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变，官本位的社会权力结构不变，去掉行政级别以后，大学更难办。
去行政化含义之一：调整大学和其他国家行政部门的关系。
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为公立，是国家办的，政府当然要在资金上投入，给大学充足的经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干涉大学的管理，剥夺大学的自主性、自主权（包括校领导的任命、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学术评价体制等）。高校的独立首先就要摆脱国家或地方各部委、部门对学校的粗暴干涉。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行政部门把大学管得死死的。地方高校尤其如此。地方政府把各项经费的用途规定得非常具体、僵化，多少元买书，多少元用于学术交流，多少元用于资助出版，乃至多少元买文具、复印纸等等。经费预算的荒谬性更是无以复加。比如，今年申报明年的预算，其中包括参加学术会议，你必须写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开会，机票或者火车票多少，还要附上证明材料，包括会议通知和机票火车票的价格表，而实际上明年的会议根本还在酝酿之中，谁知道在哪里开？哪里有通知？再比如你要举办会议，那就要写明多少人参加，每个城市有几个，每一个人的机票多少钱，火车票多少钱等等。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这个会议到底哪些人来参加。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明细如果不写得清清楚楚，那就会被审计下去（这些审计人员是根本不懂学术和教育的外行）。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模式在大学内部得到了忠实的复制。大学内部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模式也是行政权力统治学术权力。现在的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强的行政化管理倾向。行政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谁的权大官大就听谁的。这样，不兼行政职务的大学教授就没有话语权。整个大学的风气是：崇拜官做得大的而不是学术做得好的。大家都去迎合权力，或者放弃学术去做官。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我特别痛心的是，我当校长期间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现在有些都去竞聘处长、副处长了，我很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做行政工作太可惜了。管理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是使得我们大学的活力在衰竭，创新能力在萎缩。”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处长副处长比教授风光得多，权力大得多。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具体表现在：首先，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对学术事务随意进行粗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比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其次，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本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讲资历或者学术职位。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行政机构根本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本来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大学的行政权力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其职能是服务职能。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行政人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为教师服务。那谁为我们服务？
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决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朱清时）当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和行政机构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行政机构说这个决议无法执行），正常的思路应该是：那就进行行政机构改革。
最后，正如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大学的去行政化必须与社会的去权力本位同步进行，否则将寸步难行。这就是中国特色：大学的去行政化恰恰需要行政力量来推动，这就如同中国的市民社会恰恰需要国家来扶持。这是一个悖论，但是我们无法逃脱这个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