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扬·帕托切克那篇小文中，我运用了一个“内部革命”的提法，需要进一步表述。这是对于自己前些日子所做的、被称之为“午夜凶铃”活动的反思，也是对于各种可以称之为“外科手术”的方案的反思。很可能，各式各样的外科手术，已经寻找不到补充它们的能量。需要寻找新的起点与动力。（此处修改若干）
新的起点与动力是否可能是一条相反的道路？比如，这回拿出的，不是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设计图，不是关于社会进步的总体方案，也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一揽子计划，而是有关每一个自己的计划，他的道路，他的前景，他自己的方案。这不是等于说每个人都必须将它们写在纸上，告诉别人，而是说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和清理自己，在自己身上先站起来。
他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是这天地之间的一个人，一个能生也能死、能爱也能被爱、能作恶也能行善、能受伤害也能够赠与、能负起责任也能迅速坠落的一个人。在时间的长河中，他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从前在开学的第一节课上，我经常让同学们掐一掐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的确不会是梦吧？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自己身上，将根扎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跟着别人“梦游”。
这样的个人，也是开放的存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已经事先给他预备了许多东西。物质上的，还有传统、习俗、道德、秩序，所有这些保证了世界的延续和这个人的到来。一个人的出生就是接受世界的赠与，同时也呼唤着与这个世界潜在的关系，呼唤那些更为深厚的根源和价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是不是比他来时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是他个人的一项使命，仅仅有关这个世界的使命很小的一部分。
只有作为独立和有力量的个人，才能考虑对自己本身和对这个世界负责。我们看到太多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是没有作为个人对事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整个事情的链条当中，看不到有名有姓的个人这个环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站出来说：“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最终由我来负责。”人们习惯于隐匿于体制之中，以体制作为自己的面貌和借口，而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是非善恶。只要自己还在体制之内，他就更愿意是体制的代理人，体制的传声筒，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及体制本身。
体制也是这么要求他的。这个体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世俗权威，掌管着最高的世俗权力和巨大的世俗财富，而且是精神和真理的权威，它自称洞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理，涵盖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宿命。因而，在它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情况下他的看法、他的立场不足为取，他的个性恰恰是最不需要的。如果一个人想在体制之内呆着，他最好是采取体制赋予他的命名和身份，他的意义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意义，他的价值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价值。除了获得体制的肯定，其余他一无所有。
天长日久，体制的本性进入了他的人性，前者修改和替换了后者，他长得越来越像体制，变得与体制一样迟钝和铁石心肠，失去了他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和原先的敏感。不同在于，体制是主体，是支配的力量；他作为“客体”，是被支配的对象。处于等级制度的不同位置上的人们，只是不同程度地受着体制的制约，他们都愿意声称自己是不自由的，是无可奈何的。体制于是成了脱离人的控制的一头怪物。它仿佛有它自己要去的目标，而它要去什么地方，它的前景如何，没有人知道。即便是它有一个方向，有多少人能够认同，也完全是个问题。
这样的体制，与更早时期的教会十分相似。马克思欣赏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假如上帝是everyhting，那么人就是nothing。在我们这里，体制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个句式可以继续扩展：体制是光明，个人是黑暗；体制是荣耀，个人是耻辱；体制是崇高，个人是卑贱；体制是富有，个人是贫困；体制是有力量的，个人是丧失力量的；体制是积极的，个人是消极的；体制是高高在上的，个人是匍匐在下的。
在今天强调“个人”，是强调一种责任感。责任感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责任感只能存在于个人身上，是每一个人愿意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对社会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负起责任。缺少个人便缺少责任感；在没有个人的地方，便没有人负责，不存在负责这种至关重要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500多年前那位德国牧师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通过教会权威的中介，是否可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
假如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还能够阅读经典，掌握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真理？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真相？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获得恰当的学术眼光和其他判断事物的眼光？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取得基本的判断是非善恶的立场，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否不通过教会的指引，一个法院便能恰当地审理一个案件，一家报纸和出版社便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一个大学老师便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真理不可能仅仅掌握在教会手里，是非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定夺。人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颁布，而是需要人们自己一点一滴来创造。其实在这里遇到的，还是现代性起点上的那个古老问题：理性与权威。是服从理性还是服从权威？服从自己的良知还是服从教会？这个问题正以从未有过的尖锐，摆在许多人面前。
即使在大学里，效忠也是第一位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排在它之后。衡量一个教师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不是看他的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是看他是否规规矩矩，是否在需要的时候心领神会，提供有效的配合、合作。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其萎缩的人格和萎缩的学术眼光，对于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创造性的损失，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活力和竞争力的减损，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即使有人想“负责”，最终的结局也是他所承担不了的。
需要拿开教会的手，拿开教会对于我们的视力、听力和心灵的全权包办。需要运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运用自己的价值来进行衡量。在一些在所谓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上，在所谓敏感的人或事件方面，尤其需要坚持大是大非的态度，坚持真理的原则，坚持道德与价值的立场，坚持一个理性的民族所需要长远的眼光。只有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民族才可能是生生不息、富有希望的。
这并不是说，“个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在整个环境处于某种密不透风、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在整个社会浊水横流、泥沙俱下的情景中，最有可能的是——在个人那里，保留了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这样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最有可能，在坚持个人良知的时候，是在坚持我们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在构筑我们社会最后一道堤坝，是在坚守我们有关历史光荣（而不是耻辱）的最后一道风景。
举几个例子。1976年唐山地震时，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听信科学家的地震预报，及时通报全县人做好防震准备，最终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因房屋倒塌而死亡。他说：“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他还说：“批林批孔，在屋里能批，在院子里也能批”。这样一个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是他一个人经受的巨大压力。这个人了不起！他是我们这个循规蹈矩、不负责任的年代里，最为伟大的英雄。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
同样，为了能让上级领导及时地得到最新地震预报，唐山地震时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先生，在办公大楼里，贴出了他平生第一张大字报，那上面仅仅是新的情况通报，它们当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十分“出格”的举动。包括汶川地震之后，四川教育厅官员林强，主动请求转让奥运火炬手及观奥资格，并说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还有那位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据艾未未后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死亡学生名单，有部分是这位冯先生提供的。
这些人身在体制之内，同样受着体制的束缚，但是却站了出来，站了起来，拥有了一个超出体制的视野和力量。他们依据自己良心的行为，在我们全民族所有人面前树起了崇高的榜样。他们昭示了良知与真理之光，提供了为人为官的标杆和尺度，贡献了我们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有力杠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盐，是我们重建民族精神最可宝贵的资源。
那些匍匐在体制之下的人们，是否也需要一点理解？当然，体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的提供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来源。人们需要物质资料，需要与这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换，需要满足自己身体方面的各种需要。也因此，围绕着身体这个必然性，人们认可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将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在体制的大秩序之内，安置了自己的小秩序；在体制的大算盘旁边，放上一把自己的小算盘。
人们将它叫做“日常生活”。这个怠惰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秩序。如同我们的身体是密不透风的，围绕着身体的日常生活也是密不透风的。它不欢迎被打搅，更喜欢各式各样的借口，并一有机会就屈服。有人喜欢挂在嘴上，“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但实际上他要的比这个要多得多。然而，地位、荣誉，世世代代的名声，它们能够建立在诸如身体这种脆弱的东西之上吗？仅仅是维护自己身体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理由吗？那将是非常虚无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最终将自己的工作缩减为服务于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身体内部最为虚无的东西，便是“恐惧”。无法掩饰的恐惧，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恐惧，你能够从许多人眼睛里读到，从他们佝偻的身躯与奇怪的走路姿态里读到。人们的面孔被它扭曲了。但是恐惧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对于我们的赞美，也不是对于我们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赞美。运用恐惧进行统治，是运用虚无进行统治。
我们的身体需要尊严被恰当照料，但是我们的尊严绝不止于身体，不能把我们的生命减缩成身体。马克思最初批评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将工人减缩成“胃”的存在。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胃”的存在，将服从身体的必然性，当作唯一天大的事情。那样的生命没有尊严。尊严也不是“让”你有尊严，“让”来的尊严不是尊严本身。
我们在人世间匆匆路过的生命需要打开，需要一个意义，需要与这个世界同在，与这个世界更为深厚的价值根源同在，与他人同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是将自己最为美好的那部分留在了这里，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创造和对于她的祝福，留给子孙后代。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也是开放的。这就需要我们走出自身，走出身体这个囚笼，走出仅仅将良心锁在浴室里，锁在装潢漂亮的四堵墙之内，以及仅仅限制在体制所赋予的身份之内。
因此，所谓“内部革命”，并非头脑中的革命，并非退回到人们各自身上，退回到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离和隔绝当中。相反，这是一个“走出来”的革命，是一个站起来、站出来的革命。从形形色色的囚禁和被囚禁当中解放出来，勇敢地与他人站在一起，这是自我革命，是“一个人的革命”。称之为“内部”，是为了区别于“外科手术”的框架，是以个人为起点，并认为个人这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如同阿基米德的起点，它能够撬起一个世界。尽管起点并不等于终点。
这并不是一场发动，而是一个小小的仪式。需要一次仪式般的举动——“为”了自己并“对”自己做些什么。不要将自己置之脑后，不要将自己仅仅弄得灰蒙蒙、灰溜溜的。而仪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小小的停顿，是一个休止符，是与日常生活秩序拉开某种距离，哪怕是临时的。从某个暂时的断裂当中，我们来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自己，包括回到我们年轻时那样一些梦想。哪怕这之后再度返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中，但是风景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仪式？因为此前人们已经忍受太长时间了。伴随着恐惧，人们在张望和等待，宁愿让自己停留在萎靡不振之中，屈从日常规则的支配。但也许那也是必要的。人们需要为保护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准备。包括在学术方面需要年深日久的积累，以及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发展出更多不同的学术流派，可供参考和争议。但是，事到如今，如果我们没有一丁点儿行为跟得上我们自己所说的，我们曾经所说的，那么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这不等于说必须脱离体制，而是说，从此建立起一个警惕，建立起一个阻遏。尤其是当体制与良心发生矛盾冲突时，会有一个参考的选择，将事情往良心的方向倾斜，让自己往良心的方向多靠一些，往真实和真理的方面多靠一些，
不会特别难的。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代价。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们已经被习惯牢牢粘住，习惯恰恰是真理的对立面。
代价不是完全没有。然而，人总是在付代价，各种各样的，是不是？站在屈从与日常规则这一边，付出的则是良心的代价，勇气的代价，追求真理的代价，是不是？这个代价是不是也很沉重？每个人都希望有折衷的好方案，但它总是迟迟不出现。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一天天延宕下去？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拿走许多东西，再返还一点给她、用以回馈和增强这个世界本身，有何不可？牺牲不是目标，但是在我们的词典中，是否不要绝对删去这个词？我认同帕托切克所说的：“为某些事情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同样他认同他的这个表述：“灵魂的忧虑”。
团结工会的工人们，有着对于自己行为更好的理解，它们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些，仅仅物价和经济的原因，在Timothy Garton Ash那本《波兰革命》的书中，记述了这位英国记者在1981年的波兹南所见到的：一个有着苍白面容、穿着脏兮兮夹克衫的小个子男人说道：“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波兰哲学家Josef Tischner形容：“良心成长为森林……团结工会是由觉醒了的良心成长起来的巨大的森林……革命发生在灵魂的领域。” “一场灵魂的革命”，你相信吗？
那些有灵魂的人，有深厚根基的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根基的人们。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团团围住权力，须臾离不开权力，相反，他觉得自己便是一个自足的小宇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有着无限的潜力和能够发展出许多力量，他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他的兴趣、他的探索将他引向更为神秘有趣的世界，他在其中更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在远离权力的地方，他能够生活得很好，甚至是更加好。
这样远离权力反而会感到快乐的人们，相比较而言，有可能对于权力有着某些免疫力。他们如果不幸进入权力，那只是一桩公共服务而已。《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曾经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是语言学家、科学家、农业学家、教育家和城市设计师及建筑师，是弗吉尼亚州大学的创办人和校园设计师。这样的人，如果他不当总统他也会过得很好，他不会认为权力才是人生的顶峰，便也可能不会对于权力表现出那样的攫取和贪婪。
难道就不能在权力之外，发展出别的思路？难道就不能摆脱权力争夺的眼光，来看待所有这些事情？每回有西方记者说，“你们持不同政见者”，我都要纠正一下，不是的，我只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如果本国的官员这样来称呼，我倒是愿意接受，因为这样的人不被允许存在。）当我看到我的周围、我的国家存在那么多丑陋的事情，这会让我感到耻辱。当我目睹我的同胞遭受法律不公正审判，我的尊严便受到了严重伤害，我的自由便是不完整的。
以体制为起点，与以个人良知为起点，这是不一样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动手解除自己身上的符咒，自由是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做”些什么，自由是一个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他们愿意挺起胸膛做人，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是像俘虏一样排起队来，“鱼贯”等待“被解放”。不难想象，更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起点之后，他会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做出许多有利的事情。那将是我们“良心的森林”到来之际。尤其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那些人们，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
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疑惑打量我们，到底你们这些人想要做什么？应该有比“取而代之”更好的思路。那些认同“内部革命”的人们，那些决定“为”自己和“对”自己做些什么的人们，同时强调自己做的任何事情，绝不是以攫取权力而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彼可取而代之”，我们这些人对于掌握权力没有任何兴趣（实际上谁来掌握权力是天下百姓的事情）。只是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我们愿意忠于自己，坚守自己的良知，承担起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承担起我们民族价值和精神重建的责任。
2010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