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时，总是发现学生们对Wordsworth和Coleridge的诗论很感兴趣，但是，一问到这两位诗人对“想象”的不同理解，学生们往往只是从“作诗”来谈想象的作用，很少能有谈到想象的社会功能的。在我教的“反乌托邦文学”的课上，学生们则会因为课本内容的缘故，对想象的社会功能有所理解。我后来发现，就是一些思想比较成熟的人，要不是因为对“乌托邦”想象有些了解，也未必真正思考过想象的社会功能问题。
有一次和几个学界朋友谈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提议想象一下这个社会主义的生活图景。一位朋友说，到那时候，人人都能享受吃饭、穿衣的权利，有住房、汽车、稳定的工作、充分的退休和医疗保障。另一位朋友说，这种对未来的想象根本没有意义，一来是人类不能预知未来；二来是迄今为止，那些以未来想象为蓝图的社会，非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还把人类带到各种各样的宰制和苦难之中。
这令我想起了美国历史学家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书中引述德国思想家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在《保卫社会主义》中说过的话：只有物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生长在资本主义脖子上的“巨型甲状腺肿瘤”，人不能只是“对物质与技术顶礼膜拜”，人“需要从心灵进行创造”，而想象正是人类心灵创造的天生要求和天赋能力。
公共生活想象枯竭，害怕想象美好的未来，不再相信人有这种想象能力，甚至否认人有这种想象的需要，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之病。
其实，想象力滋养了政治和社会的道德价值理想，想象力本身并不会导致宰制型社会制度。相反，想象力是一种对宰制型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抵御力量。著名的作家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在小说《我们》中让我们看到，大一统国的当权者发明了一种外科医疗手术，用来切除具有破坏性的想象力。“拍手称快吧！”《大一统国报》宣布，科学如今能够制服想象力了，这是“通往幸福道路的最后一个障碍”。想象力曾经是一条“蠕虫”，它啃噬人们，造成广泛的不幸。“王国科学最近的发现是找到了想象力的中心……一个毫不起眼的脑神经结。用X射线对这一神经结作三次烧灼手术，就可以根除你的想象力-——一劳永逸！”你们将变得完美无缺，无忧无虑。“快！”统治者命令道，排队接受“伟大的手术”吧。
扎米亚京的“大一统国”是一个文学的想象，文学想象是通过说故事来表达的。那些看上去与“现实”有距离的故事（如《皇帝的新衣》），其实贯注了对现实的理解和批评。当理解和批评只能通过暗示或寓言来予以表达的时候，想象变得尤为重要。在文学故事里，想象的作用不只是再现经验景象，而且更是构建人的价值观意义。
说故事的想象展示的是人的意志力量，一种要想挣脱现实束缚的自由意识。想象因此成为一种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能够在实际并不自由、不平等、缺乏尊严的生活状态下，想象一种他从来没有经验体会过的自由、平等、尊严。人一旦失去了这种想象能力，就会变得与动物难以区分。
人类天生就具有想象的能力，就像人生来就有学习语言、运用逻辑的能力。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这些能力受到重视和得到发展的机会却是很不相同的。在不同的社会中，文学的和政治的想象会被灌注进完全不同的价值意图。因此，在不同的社会中，作为科学知识的想象也许差不多，但认同高尚价值的想象却相差很多，对自由、民主、尊严的想象就是一个例子。
人们对20世纪种种“大一统”社会想象的灾难后果心有余悸，因而对展望和想象本身充满了怀疑。但是，如果无法作政治社会想象，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呢？雅各比就此写道：“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早已消声匿迹。……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对此时此地的调整，而不是去重新创造”。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真的生活在价值想象的绝对虚无之中。如果没有勇敢、高尚、前瞻的价值想象，社会和个人就会把胆怯的目光投向昏暗的过去，变得无力抵御蛊惑者虚伪的价值诱骗和迷惑，成为主体想象力实际被脑切除的愚民。例如，不能对自由、民主、尊严的未来有所想象，就很容易用唱红歌、学样板戏、走回头路的“新文化”，甚至杜撰和怀念“阳光灿烂”的文革日子来寻求失落的“道德黄金时代”。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把早已倒塌的偶像重新树立起来，盲目崇拜。高尚价值想象的衰退会使个人和社会陷于精神成长的停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活人拜的只能是死偶像。
高尚价值想象力衰退，这是人的自由意识麻痹和心灵创造力丧失的一个症兆，在司空见惯之事面前，人们宁愿默默忍受，也不再有逃离的愿望；对未来可能是什么，人们宁愿随波逐流，也不再有兴趣去想象一种别的活法。由于没有可以集体想象的高尚前景，社会中的人丧失了构建和改变历史的意志，也丧失了理解和评价历史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