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贲新著《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的标题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它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群众或群众社会的论域，广泛涉及集体记忆、大众文化、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等一系列当下中国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实际上是一本文集而不是专著。这也是徐贲近年来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述（比如《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向尊严的公民生活》等）的一贯特色。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散乱的、无主题的杂书。不是的。相反，本书论题、援用的学术资源等等虽然分散，但问题意识、现实指向与理论旨趣却非常集中。我以为，本书的最准确定位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徐贲的这种写作正在大陆思想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或文章达到了多么了不起的、按照学院标准衡量的所谓“学术”水平，而是因为它敏感地切入了当下中国一系列尖锐的公共议题。
2、徐贲不是掉书袋的专家或学问家（虽然他完全有成为此类专家或学问家的资质和条件），也不以成为一个远离现实的“专家”“学问家”要求自己。徐贲的理想大概是成为一个勤于思考、富有社会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志是他的公共关怀，而不是专业知识（虽然也不乏专业知识），是他的社会理性而不是思辨理性（虽然也不乏思辨理性）。在我们这个知识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公共关怀和专业研究之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鸿沟越来越大。徐贲大学和研究生（包括博士）期间的专业是文学理论，他前期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专业著述。但越到后来他的阅读和写作越是超越了文学理论，扩展到文化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这种大幅度的越界完全是徐贲强烈的公共关怀决定的。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决定了他必须就当下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公共问题及时发言，而这个定位又决定了他必须从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出发，而不是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目的出发，来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和研究课题。徐贲近年来的阅读和写作始终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公平正义、公共文化记忆等话题展开，这是因为他认识到这是当下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不同于专家的思辨理性。有些学者有精致的思辨理性，但是却没有或缺乏公共理性，他的思维能力在运用于公共事务的时候甚至不如一个“引车卖浆者流。”阿伦特的公共理性是出类拔萃的，远远超过她的老师海德格尔，尽管她的思辨理性可能不如海德格尔。阿伦特（以及雅斯贝尔斯）恰好是徐贲非常喜欢的思想家，也许不是偶然。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徐贲是一个有自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学者，而他的问题意识总是围绕一系列公共问题形成。带着这个问题意识，他广泛阅读了西方诸多思想家的著作，誉之为“博览群书”一点不为过。至少在社会-人文科学的范围内，他的阅读兴趣超越了任何学科藩篱，其中不乏康德、哈贝马斯、阿伦特、雅斯贝尔斯这样的大家。在今天这个专业化时代，很多“聪明”人的“聪明”选择是抱住其中一个大家的大腿，持之以恒，成为某某研究专家，然后以某某专家的身份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当然，这不是徐贲的选择。
徐贲的公共关怀不但使他的阅读和写作区别于专业化学者，也使他的阅读和写作区别于一般的业余爱好者。看过徐贲著述的读者不难发现，他看书绝不是没有选择，也不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私人爱好。他的选择标准既不是一个学究的标准（一个学究读书常常陷于自己的专业，或者与自己专业完全无关的消遣读物），也不是一个业余玩家的标准，而是始终是自己的公共关怀。这是徐贲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
3、徐贲的公共关怀和问题意识是始终一贯的，这就是反思、清算、警惕和防止极权主义，推进中国的民主制度，优化中国的公共生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优良的公民社会。为了这个目的，徐贲可以非常“随意”、非常灵活地把西方理论（可以是政治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的、心理分析的，等等），和一个具体的中国社会问题或现象联系起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
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一文中，徐贲超越了众人对范美忠“口诛笔伐”的批评，而把他定位在一个地震幸存者、一个自然灾害受难者的位置上。作者引用雅士贝尔斯的观点阐述灾难中旁观者的道德罪过。文章从“范跑跑”这一个案投射到对普遍灾难中人性的道德自主性反思上。徐贲还巧妙地将话题过渡到对中国极权灾难旁观者罪过的探讨（尽管并没有点明是“文革”或是反右）：“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当无数的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都当过旁观者吗？我们当中不是有人还落井下石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徐贲带着非常“实用主义”态度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和写作主题，非常“实用主义”地使用自己在阅读中积累的各种知识，或者为了论述某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现买现卖”某种西方的相关理论。在这方面，他有超强的把各种知识“为我所用”的欲望和能力。就此而言，徐贲仿佛又是一个专家，另一个意义上的专家，一个专注于自己问题关怀的专家。
比如徐贲在《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公共真实中的和谐社会》一文中试图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他用到了庞杂的西方理论，融合了从洛克的英美公民社会模式，黑格尔的欧陆公民社会模式，到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康德的理性秩序，再到阿伦特、哈马贝斯的公共性理论，还有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涂尔干的社会理论等，超过了十余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并且这些理论的运用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为了证明公民社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绝不是随意的东拼西凑。理论在徐贲那里只是作为公共写作服务的工具而已。
4、《在傻子和英雄之间》是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代表：立足中国现实，从自己的强烈的公共关怀出发，形成重要的公共理论话题，广泛而灵活地引证西方理论；但无论多么广泛地引证西方理论，其问题意识始终指向中国的现实或与这个现实联系紧密的新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反右”和“文革”的历史反思。“反右”“文革”是作者本书里出现频率极高的核心词汇，即使不出现，也是全书各篇文章隐在的参照点。
在探讨集体记忆和群众理论的章节中大量出现“反右”“文革”自不用说，即使在《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美学”》、《物质文化和保护弱者》、《“超级女声”的公众意义》、《韩剧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道德习俗》、《大众传媒时代的普罗儒学》等看上去与“反右”“文革”相关性不高的文章中，也多此次涉及对反右或文革时期的批判和反思。或深刻剖析、或点到为止、或隐喻影射。
以下是典型的徐贲式书写模式：
“暴力革命从开始到成功以后，一直把军队当成是组织群众的模型，当作群众最革命、最有效的动员状态。弗洛伊德强调领袖对形成和凝聚群众的核心作用，因而把军队当作最典型的群众状态……由于暴力革命，军队这种组织形式起到了极具危害性的作用。”这是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介绍，但是作者接着笔锋一转：“军队对群众的异化，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的‘全国学解放军’，红卫兵的暴力组织模仿的也是军队）。极左权力通过军队把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强加给了整个社会。” 像这样在介绍西方理论过程的某个点上非常灵活（说“随意”也可以）插入关于中国问题的点睛之笔，随后又接着回到西方理论的介绍和阐发，在徐贲的写作中随处可见。本来，通过军队的模式来组织群众，这的确是中国群众运动的重要特点，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徐贲很少就一个非常专业、也相对小的题目进行几年、几十年的长期研究，他似乎更愿意全面地就自己感兴趣的公共议题同时展开多个话题，进行多方面的讨论。他的每本书都开启了而不是穷尽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学术话题（同时也是公共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徐贲的书带有引路的性质。
这当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特点：不是死守一个研究领域，而是随着自己的兴趣变化和现实需要不断形成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正如他自己在这本书的序中所言，“尽管我在书中论述了庞勒、弗洛伊德、卡内提、索雷尔、法农等人的群众理论，但这并不是一部关于群众理论的专著。比起画地为牢的‘专著’来，我更喜欢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业余写作样式。” 这种“自由自在的业余写作模式”就是我理解的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模式。
再比如《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一文是介绍民族解放运动政治家、后殖民批评家法农的文章。但是作者经常从对法农的介绍中跳到对中国的评论。比如：“法农敏锐地看到，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往往可能给民族带来独立，但并不给人民带来解放。这也是不少中国‘后学’人士经常看不清、或不愿正视的现象。推翻了外来的压迫，换取的却是自己人的压迫。” 看到最后一句，我相信明白人都会会心一笑：这是一种特殊语境中言说中国政治的艺术：心知肚明但却无懈可击。
这就要谈到徐贲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从中国的具体事例切入（引出一个话题或主题），然后广泛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或文化理论予以阐释（比如《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另一种是通过介绍与中国问题具有深度关联的某种西方理论或理论家（比如暴力理论、群众理论、集体记忆理论、法农等），“含沙射影”地阐述中国问题。其实，由于徐贲大量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全部是从自己的中国问题意识出发写的，选择的都是和中国还有极大相关性的理论，因此，即使不明确点到中国，读者也可以非常容易联系到中国经验。在《诗性人类学的群众论述》中，作者介绍了卡内提的“羊群咬狼”理论：“即使在发生革命的时候，革命群众的暴力对象也常常是一些无辜的替罪羊。卡内提把革命比喻为‘羊群咬狼’，但是羊在咬狼之前会先咬兔子。……‘在羊群壮胆攻击狼之前，他们先攻击兔子。在逆反（群众）直接攻击在上者之前，他们把怒气发泄在可以最轻易找到的猎物身上’。革命暴力伤及无辜（如在文革中）有甚于打击革命的直接对象，就是这种羊咬兔子的现象。” 当然这里是明确点到了“文革”，在其他没有点到的地方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谈及卡内提关于“变形”和“面具”的概念时，徐贲谈到，“暴君也知道觑觎他大位的别人也在用伪装掩饰自己，所以暴君总是找机会‘撕下别人的面具’，不断策动一次次的‘揭发’和‘整肃’。暴君还会禁绝一切可能让人变形的事情，如同情阶级敌人、偷听敌台、阅读违禁书刊。阻止人变形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一次性地将人变成为奴隶……主人要把每一个奴隶都变成一颗功能单一的螺丝钉，变成一个驯服的动物”。 这里没有直接点出中国，但是其所使用的“揭发”“整肃”“螺丝钉”“阶级敌人”、“敌台”等中国特色词汇，颇具接通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之效。《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美学”》也多次精彩地通过含沙射影的方式阐述中国问题。“扮相”和“变形”是弱者为迎合统治者所采取的无奈的生存之道，是重要的装扮政治，徐贲相当熟练地结合了自己相当熟悉的中国经验——“检讨”：“检讨是做给要你检讨者看的公开表演，演出的是‘顺从’，检讨本身比检讨什么要重要的多。在不断加剧的自我贬义和作贱中，你以检讨者的扮相，在监督你检讨者面前不断朝他要你变的样子变形。”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带有中国特色、特别是“反右”、“文革”特色的文化标记——检讨书、忏悔书。而在提及敢曝隐秘的政治性时，徐贲从梅厄对桑塔格的批评中过渡到下面的阐述：“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敢曝更需要依附于娱乐消费和大众文化。比起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它的政治性不是完全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隐晦、更加微妙、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层层伪装。由于严格的政治审查，不可能见到西方敢曝在电影、演唱、歌舞表演、政治脱口秀等形式中的那种夸张而嘲讽的表演。但是夸张和嘲讽的表演并没有绝迹，它频频出现在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插科打诨、笑话段子里。它也以各种各样的变化形式渗透在人们应付统治权力胁迫的假面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装孙子、装聋作哑、阳奉阴违、难得糊涂、捣浆糊、借酒盖脸发牢骚……” 整段文字只字未提中国，但读者很自然地会把它投射到中国当下大话文化、戏谑文化的语境中，每一句都直指要害。
5、如上所述，更多地借助于介绍与中国问题具有深度关联的西方理论来阐发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而不是直接言说中国政治，这也是一种特殊时代特殊的（也是不得已的）言说中国政治的艺术。徐贲在谈到图像在传达意义方面的特点时写道：“图像是一种提示性的传媒手段，越是在民众的反抗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表示不同意见就越是不能不依靠提示手段。这不仅是因为需要避免与统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发生正面冲突，而且也是因为说‘理’的论坛资源对于统治者与反对者是完全不对等的。在公共言论缺乏自由、公共信息不能畅通的国家社会里，即使文字也经常不能不采用暗示和提示的方法。这不仅可见于民间文字中的反话正说、调侃、玩笑和恶搞，而且也可见于学术文字中的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和顾左右而言他。” 这可以说是徐贲的夫子自道，有些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即使全篇没有一个字直接言说中国，给人的感觉还是全篇全部在言说中国。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在《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多次出现了这种巧妙的“旁敲侧击” ：“在美国，绝对不可能设想民众会拥戴一个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用仇恨来领导国家的领袖，更不用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这个“救星”是谁还不明白吗？“政治家的培养不但在于他们接受什么教育，还在于他们不接受什么教育，如党校教育。” 哪里有这样的“党校教育”我们都很熟悉。在提及英、美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十分在乎政治遗产时，说道：“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当然也留下他们的政治遗产，还有他们的纪念堂。” 谁的纪念堂？你自己去想吧——其实不用想都知道。这些都是借分析民主国家、借美国人之口，来言说的中国经验。
再比如徐贲在《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的最后一小节“从革命暴力到警察暴力”中无一字点明中国，读者却会不自觉地对号入座，简直就是字字都在隐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则坚持强制，它自称掌握了洞察历史规律的科学，掌握了绝对真理，可以用胁迫的方式去推行一切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群众是对革命有利用价值的、但主体性无需得到承认的‘革命螺丝钉。” 多么熟悉的“螺丝钉”理论； “现实存在的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建、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群众事件的直接起因，无论如何防范，都不可能阻止这类突发事件的发生。但是，却可以通过新闻和言论控制，不让突发性事件成为引起社会注意的公共事件。” 在这里，言说对象是不能直接点明的，点明了很可能就成为发不出的声音。由此可见，言说中国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