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作者云杉，《红旗文稿》连载 ，以下简称云文）在论述文化地位认识上的高度自觉时，非常全面、辩证而深刻，云文依次论述了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及文化对后三者产生的巨大作用。作为读者的我，难于对这一分论题作全面的分析，只想就文中关于文化与人（人心、人生、民生等等）的紧密关系的论述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
云文该部分开头就从两个方面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肯定：“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接着对我们过往的文化观念进行反思（也可以说是反省），冷静而深刻地指出：“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云文在上述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进而展开正面的论述：“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笔者以为，云文关于这个问题论述得最有新意、最为深刻、最有意义之处，就是明确肯定了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笔者作为学界的一员深深地觉得，对于学者和学术界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真正的学者自然会有自己的学术目标、学术理想、学术追求、学术操守，这些作为学者的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作为学者献身学术而内蕴的精神力量，其与学者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理想追求是紧密相连的，综合起来看可以说，这些便是学者身上特有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老一代人文学者中如胡绳、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等为国家富强、社会前进而献身学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学术，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们在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各自独特的学术贡献的同时，又较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冯友兰九十岁（冯友兰是九十五岁辞世）以后双目失明，仍然继续著述（冯友兰自己口述，由助手帮助记录，然后和助手一同整理成书），当时有人问冯友兰为何要这样坚持，冯友兰回答说是“春蚕吐丝，欲罢不能” 。可见，冯友兰等老一代人文学者由于有了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他们在治学过程中（在一般人眼目中可能是“苦差事”）同时便不知不觉中愉悦了身心、陶冶了性情，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进而感受到了生活的充实、人生的美好、生命的魅力。由此也可见出，只有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才能让真正学者享受到“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
观察今天的学术界，有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笔者看到，当今学术界由于受商业经济的影响、受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或者说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真正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相当严重。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首先表现在学术追求（学术目标）的失落。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本来是是为了研究问题、发现规律、探求真理；可现在一些所谓学者的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了适应（迎合）上级评估指标、政绩统计的非学术行为。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其次表现在学术情趣的失落。前述胡绳、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学者都是真正地热爱学术研究的，因而都能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和体味到研究的快乐、探索的快乐、发现的快乐，即能如梁启超所说保有“学问之趣味”（梁启超有一篇文章的题目为《学问之趣味》） ；而现在一些所谓学者的学术研究已毫无“学问之趣味”，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已毫无快乐可言、因而也毫无情趣可言，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敲门砖，他们只是借学术去追求学术之外的东西如地位（主要是行政级别）和金钱等等。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某些人丢掉起码的学术准则、学术操守、学术良知而搞学术不端（或称学术腐败），在这部分人那里离我们所说的“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相距更是十万八千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时代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建设真正的学术文化和学术精神，不仅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需要，同时是学者获得自我实现、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的需要。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不断地认识、遵从乃至驾驭必然，从而获得作为人的内在自由，是每位真正学者的向往和追求，学者要真正获得作为人的内在自由、要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就需要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搞好学术文化的革新和建设，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营造尊重学术、敬畏学术的文化氛围；同时也需要每位学者有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文化精神）。
（ 2010年1月20日稿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