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大家》
■:朱永新
□:中国教育理论的奠基人是孔夫子,《论语》第一句话就和教育有关,他要我们愉快的学习。但在现实中,教育功利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这让学生、教师、家长都很辛苦。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教育的?
■朱永新:教育的意义是双重的,一个是对个人的意义,一个是对社会的意义,任何教育都是这两者的统一体。如果教育能够很好的将两者的结合起来,既能促进人的成长,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就是良好的教育。人类之所以重视教育,是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塑造良好的人性与人格,同时帮助社会和谐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有两个辉煌期,一个是在民国时代,学者辈出,学术繁荣。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几年,社会和教育领域都倡导改革,打破制度制约,人才辈出。90年代以来,经济繁荣,现代化建设成果显著,可中国教育与这两个时期相比,在成就上难以比肩。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中国教育的品格降低了
■朱永新:民国时期的教育繁荣,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当时有一大批海外人才回国,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曲线救国,进入教育领域,这使得教育质量得到很大提升。还有就是战乱的影响,那时的政府没有精力顾及教育,学校有很大的自主性,不论教学内容还是学校管理,都比较自由。教育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才会良好发展,如果管控太多,教师和学生都会受到压抑,没有创造性。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整个国家迎来了久违的发展机遇。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很多优秀学生进入高校,他们极其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并且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都很有抱负。文革中受到迫害、屈辱的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的才情得到施展,教师献身教育事业。90年代以后,教育出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应试教育,考试考什么老师教什么,一切围绕考试。而真正的做人的道理,人的理想,人的激情,人的创造力都给泯灭了。应试教育造成了导致了教育标准化,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分数、统一的答案,把本来个性十足,有创造精神的孩子变成了单一思维的人。另一个大问题是教育质量下滑,这直接和应试教育有关。
□:教育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促进教育公平。我国现在的国情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教育资源的配置总是“城市优先”,人为的制造学生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导致了“出生即不公”的残酷现实。农村孩子实际上无法接受好的教育、进而难以改变人生命运。
■朱永新:中国古代的伟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教育公平,推行平民教育。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看学生的尊卑贫富,孔子都愿意给予教诲。事实上孔门大多数弟子是出身贫寒的。教育不公是现在最大教育的问题。诸多教育问题无非出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教育品质。教育公平是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品质是让受教育的人得到优质的教育。当下的中国教育不公,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城乡之间、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上。城市和农村不论在教育公平上还是教育质量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教育不公关涉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如果农村孩子、社会下层民众不能依靠教育来改变命运,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古代科举制,为什么能运作千年之久,就是因为他给社会所有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一直没有达到所允诺的GDP的4%,多少年来,政府都高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实际上财政投入、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并未得到大幅度提高。而学校一旦有了钱后就大兴土木,过多的进行硬件设施的建设,就这样浪费了大量财政。
■朱永新:这些年,政府一直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在义务教育上,投入很大财力。即便教育财政支出占了GDP的4%,这些钱也远远不够教育发展。教育经费在实际的投入方向上是不均衡的,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多,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少,对城市投入多,对农村投入少。学校在获得教育经费后,把校园建设的很漂亮,很气派,但没有灵魂。很多学校没有图书馆,即便有了图书馆也没好书。学校买来很多通过招标来的图书,但很少考虑教师、学生需要读什么书。我认为教育经费应该投在教师身上,让教师生活有保障,使教师真正成为受人礼遇的职业。其次要把经费投入到图书馆、实验室的建设上,培养学生自主思考、探索真理的精神。
□:民国和解放初期,大学校长是教育家、知名学者,社会贤达。现在的大学校长,是有行政级别的。少数名牌大学校长是副部级,一般大学校长是司局级。大学中有些负责行政工作的官员,并无多少学术成就和科研成果就拥有教授身份,同时也制约了学术的发展。
■朱永新:我们希望国家教育部门给学校松绑,不要管得太严、太细。比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进行教育改革,他所碰到的阻力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和体制壁垒。每个学校的课程开设、招生等等,都是教育部门说了算,一些偏才、怪才无法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中脱颖而出,像文学家钱钟书,数学考0分,在今天还能上大学吗?很多优秀的人才是偏科的,希望他语数外、物理化学都精通,每门都优异是不可能的。教育部门喊着全面发展的旗号干着全面不发展的事,培养出来的都是平庸的人才。如果没有教育部门对学校的掣制,我想教育会好很多。
谈到去行政化,实际就是让行政权力远离学术。高校里的行政官员,既拥有行政权力,又拥有学术权力,他们用行政权力支配了学术。而学者受权力摆布,不能自由的教学、做学问,必须依靠官员获得课题、职称、奖励。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获得权力上,不会专心学术。所以我主张,行政官员不要干涉学术,不能去参加评教授、拿项目等活动。
□:儒家的社会改革思想包括“先富后教、富而好礼”。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我们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同指出当今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尤其是“成功=财富”的价值引导下,无数人对权力、金钱疯狂追逐,不顾道德、规范得追求这种成功。中国的教育,从整体上缺乏超功力的境界和超世俗生活的信仰。
■朱永新:教育所做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帮助社会走向完善。但在中国,教育的功能扭曲了,时而为政治服务,培养革命接班人;时而为经济打工,培养经济建设的应用人才;时而为考试服务,培养考高分的人。教育搞到最后,不知道要做什么,原先儒家所坚持的教育理想已经没有了,人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
□:中国的学校就基本相同,除了校名和所在地不同之外,没有各自的特色和个性。有媒体对国内256所高校的校训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192所学校的校训都和“团结、求实、勤奋、创新。”(好像中国中小学校也都不离这四个词)为什么中国的学校会“千校一面”,校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雷同?
■朱永新: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校没文化,校长没思想。校长对于教育没有长远、深入的思考,只是跟着人家的样子去做。在现在的学校里面,一切围绕考试,分数是最高标准。我曾专门写过有关学校文化的文章,批判这种毫无个性的教育。最好的教育,是特色教育,是让每个学生成为他自己,都有个性。真正的学校要有自己的愿景,独特的价值观,建筑景观与众不同,课程也与众不同。我们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是标准化的,从中小学到大学,都用相同的考评体系来评价学校。以考试分数、升学率、招生规模等指标评价学校的高低是很荒唐的,也就造成了“千校一面”的现象。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注重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培养。近几年随着研究生扩招和就业压力,学生纷纷读研,但很大一部分并不热衷于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能获得高学历和高薪工作。
■朱永新:中国是个文凭社会。尽管文凭不能代表人的能力和素养,但是一张通行证。用人单位、国家机关在招聘时,就是要看文凭,所以名校的学历,就业率高,学历供不应求。在职位竞争过程中,很多研究生参与进来,用人单位首先看好高学历者,而不考虑岗位是否需要。这就导致了为学历而学习,为了获得竞争职位而读研的现象。中国需要从高学历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使学历社会,走向学力社会。
□:最近几年学术论文抄袭、科研成果剽窃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包括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等。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剽窃事件?
■朱永新:这首先与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有关,现在社会已经远离了诚信传统。很多人不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耐不住寂寞,而是选择投机取巧,他们也的确从中获取很多好处。如果社会对投机取巧的人,对缺乏诚信的人严厉惩罚,做到零容忍,那么这些人就会有所收敛。其次,我们现在违反诚信的代价太低了,一些抄袭、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的人,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学校反而进行保护。中国是个人情化的社会,在告发、处罚抄袭者时,就会遇到很多阻力,最后不了了之。在国外,违反学术道德的,是被学界抛弃的,也是要面临严重惩处的。而在中国,很少有当事人因为抄袭、剽窃论文而受罚。
□:中国近代有很多学者,是没有什么学历的,包括鲁迅、王力、钱穆、陈寅恪等大师,但他们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反观今天的不少学者,学历越来越高,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可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不高,同时社会责任感丧失。有人感慨说:学者越来越小了。
■朱永新:我们的教育体制有问题,尤其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满堂灌的教育方式。“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全忘记。”教室不是对话的场所,不是沟通的平台,教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缺乏情感。没有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就无法发挥。西方大学的课程是基于阅读和讨论的,教师先布置学生读书,之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我们的中国的情况是老师在讲,学生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记笔记就可以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创造性就一点点地被扼杀,怎么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呢,怎么会产生大师级的人物呢。
另外,文理分科制使得教师、学生越来越矮小。学生在中学阶段就进行文理分科了,文理生各学各的,不相往来。文科学生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也没有科学思维,理科学生对文化常识知之甚少,不关心文学、历史。文理分科、文理不通就导致了我们的学者和所培养的学生没有广阔的视野,只能成为专家,不能成为大家。真正的大师,是那些既具有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人。如果没有理想,没有对信仰,丧失了人文情怀,不论是做科学家还是研究人文学科,都是走不远,成不了大气候的。学者一旦只埋头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关注社会、人类福祉,也难以成为大师,因为是境界成就了大师,而不单是他的学术成就。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应有他的理想和精神,有一批有思想的学者。您认为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精神,以及如何重建?
■朱永新:大学最可贵的精神是自由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执掌北大的教育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精神。清华大学的校训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和博大兼容的精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精神,是我们理解大学精神的重要门径。我们讲重建大学精神,就要还给大学自由、包容,给大学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权利,让不同思想、不同学者能够并存于大学之内。现在的大学教授,连招生权利都没有,他想要的学生进不来,不想要的硬塞给他。真正把大学办好,落实大学精神,就要给教授、校长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智慧的民族,理应把大学建设得更优秀。但为什么大学质量上不去,就是因为缺乏自由精神!改革和解放是同步的,解放了农民,我们的农业就发展了,解放了工人,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了。如果解放了教育,我们就会有大批的人才,国民素质就会提高。解放教育,天不会塌,国家不会乱。大学是以育人为主的文化机构,要让它发挥真正的作用,而不是政治的附庸。大部分的学生和教师,都深爱国家,不用担心他们成为造反派。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传播文化和创造智慧的主力军,我们政府当寄予厚望。
落实大学精神,最重要的是有政策的支持,法律的保障。《高等教育法》已经多年没有修订,教育法本身也不完善,不能真正有效落实。解决当前的中国教育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制支撑,所以说教育法制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从2005年到今年,高校毕业总人数3700万人,其中硕士以上人才290万人。从这些数字看,中国确实是人力资源大国,但同时社会、企业都呼唤、需要高素质人才。
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培养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以致出现企业招人难、学生就业难的“两难”矛盾?
■朱永新:我们的大学非常雷同,大学结构上雷同,管理体制上相同,专业设置上一样,教学内容和方法也相同,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一样的,同质化严重。学校不是根据社会需求去培养人才,就导致了社会需求难满足,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还有大学生的择业倾向问题,这又与中国大学的分布有关。中国高校多集中在东部城市,这使得大学生更喜欢在已经熟悉城市谋职,不愿去工厂,不愿到基层,更不愿去农村。大学生都挤在东部城市,而城市岗位毕竟有限,就造成了人员过剩和就业困难。此外,我们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还不够给力。外国学生中,很多是自主创业,自己创造岗位,而不是去占领岗位。中国的学生则是去占领岗位,尤其是公务员这样的职位,都到了白热化竞争的程度。我们缺乏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环境,包括资金支持、行业引导、为他们解决困境等等;同时社会舆论也不利于大学生自主创业,一提到当公务员,很多人羡慕,一说自己开个小店,很多人看不起。
□:看您的履历,您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是教学,后来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对您的人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什么让您对教育保持如此高的热忱?
■朱永新:五十岁时,我写了首打油诗:人生匆匆已半百,蓦然回首双鬓白,世事沉浮过眼云,惟有教育难忘怀。我对教育充满热情,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出身在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是位教师,为教育工作投入一生的精力。此外,我的两个妹妹也做过教师。之外呢,我读大学时,学的是教育,后来到了学校做教务长,到了政府管理教育工作。同时,我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个教育党,我们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会员是来自教育界。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我与教育有不解之缘。在教育工作中,可以不断提升自我,这也让我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教育是份崇高的工作,能够完成我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中国教育改革是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可谓任重而道远。作为改革者,将面对种种压力,您现在的处境如何?改革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朱永新:我现在所发起、推动的教育改革,在教育史上应该算作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全国有32个实验区,1148所学校,6万名教师和130万学生参与了这项教育改革。这样如此之大的教育改革工程当然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是人才的困难,这需要一大批优秀人才来运作项目的开发,人员的培训,学校的管理等工作,另外还需要充沛的资金来支持这项事业。比如我们的网站,教育在线网站,作为整个教育实验的传播的平台,至今没有专职人员来维护。没有经费,我就自己捐一部分,从朋友那筹借一部分,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和网站管理团队,仅靠我们几个人,是很难长期做下去的。全社会如果对我们认同,支持我们的事业,工作进度就能加快,我们也能做得更为出色。新教育和其他教育改革不同的特点是我们的团队和实验者、关注者、学校一起在探索,不断在丰富新教育理论。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不断在完善我们的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拿山东省来说,临淄的常丽华,用几年的时间从普通的语文老师成长为齐鲁名师。此外,日照、莱芜两市也已全面推广新教育实验。我对新教育运动,是非常自信的,相信这场运动会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带来生机。
(朱国辉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