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化是中国高校弊病的集合。可惜对于这一点，不但国家领导人从未公开表态，而且国家相关部门在行政管理中，还在强化。
比如这次工资调整。
作为对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调整，本次工资改革加大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性收入，并均衡了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不合理差距。改革方案虽然总的说来是好的，但也存在若干硬伤。表现之一，就是强化了高校的衙门化。
比如方案规定：此次工资调整方案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确定高校管理人员的工资级别”。所谓干部管理权限，就是我们目前的高校分为不同的行政级别。
这正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力求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早在1985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后来，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公办高校的人员工资按照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分别实行职员制和职称制两种方式，管理人员的工资不再按照行政级别，而是按照岗位确定。在这一规定下，不但不同行政级别的高校，如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高校，而且不同性质的高校，如中央所属、省属、市属高校，都开始根据管理岗位而不是行政级别进行了工资规范。虽然后来高校的衙门化逐渐强化，但是在工资问题上，却还是按照这一规定执行的。应当说，这种做法，是符合高校体制改革、符合高校特点和中国国情的。
但现在，工资改革规定彻底否定了原来的改革成果，完完全全回到了官本位。这样，同样为高校，相同岗位的管理人员可能会因为高校本身的行政级别，而拿完全不同的钱。比如，同样为高校中层管理人员的正职，可能会拿到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的工资，其数额差距可能在500元以上。甚至个别的人此次工资调整会出现负增长。
行政级别也就是官本位这玩意，是我们某些人手中的法宝。所以，中国的改革虽然一开始就对官本位进行了批判和改革，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发现它被一次次强化。从高校来看，不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不断增加“副部级大学”，今天已经达到39个，而且前一阶段高校合并热、升格热、扩招热、圈地热、盖楼热、贷款热，其背后从高校自身来讲，都有着扩大规模以提升行政级别的利益考量。问题是行政级别不仅是个头衔，而是在高校中会有重大的利益。因此，许多高校人员自身，对于身份的认同也更专注于行政级别而不是专业职务，教授开始不安稳于教授而热衷于当官，弄个小帽翅。在人大的“张鸣”事件中，那位“李院长”，也可以公开宣称他这个院长“是正处级”，是学校任命的，而张鸣这个系主任不过“相当于过去的教研室主任”，进退是由他说了算的。同是人民大学，聘请了退休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当新闻学院院长，却面临着“正部级官员身份”与“处级职务岗位”的尴尬。
——不过即使如此，在此次工资调整中出现这样赤祼祼否定改革成果、回归官本位的现象，也是让人惊讶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高校的前景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