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扩招的历史评价
二十年前，能上大学，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但如今我们也差不多实现了。
在二十年前，谁要敢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让多数中学生进入大学校门，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很多事情其实做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还是要简单，考大学也是这样，我是很不赞成有人批评现在大学扩招以后，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决定，战争期间任何曾在部队服役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接受政府的资助完成大学学业，当时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就反对这一决策，他们的理由是，允许不够条件的学生上大学会造成美国大学教育水平的下降，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退伍军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用功、最有成就的学生，因为战争的经历改变了他们，也许他们的智商不是很高，学习成绩平平，但作为成年人，他们珍惜了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
1977年，中国大学恢复招生以后，在北京地区，就是因为在原来的招生基础上，扩大招收了一部分学生，从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如今是非常杰出的，可以设想，要不是当年的扩召，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进大学校门了。现在看来，1977年，没有能够正视中国十年没有大学生的现实，而把大学招生的门槛限定的过高，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中国的建设，国家不是也曾有过调干生上大学吗？当年的调干生当中，杰出的人也是举不胜举的。反对扩招的声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把扩招的意义看轻了，多数人能进大学受教育，它的意义远比培养少数精英要深远得多。因为精英多数依赖秉赋，对于这些人来说，教育是第二位的。但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精英，至少主要不是培养精英，而是提高大众的基本素质，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能让更多的人上大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对于精英来说，大学的普及不会导致他们远离好的教育环境，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说，他们因此获得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的。
中国高等教育能走到这一步，远出于人们的预期，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问题毕竟是第二位的。许多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是为学费发愁，许多让人听了落泪的事也发生了不少，但这样的问题，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相比十七年时期，因为政治的原因，使许多人丧失上大学的机会，如今为钱发愁，总是向平等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比文革后期，只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况，更不知道要好到哪里。
中国有些事是不能细想的，按说，工农兵大学生，这个理想确实很让穷人感动，把高等教育的权力让工农兵来更多享受，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工农兵大学生当中，真正的工农兵并不多，而多的是干部子弟，就是在农村，也至少是大队干部的子弟，当年有多少插队知识青年，就是为了上大学，而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更有许多女知青，为上大学被农村的干部所欺侮，教育的绝对平等是一个理想，人们有那样的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对的教育平等，我们一时还难以实现。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对于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这样的事，也应该多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但我们也要正视这其中蕴含着的巨大社会进步。
二、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
近来全国高校的合并风潮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使我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当时有一个设想，就是要在全国先发展十所大学，让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胡适的设想是第一个五年，先发展五所大学，第二个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学。他说：“第一，国家的人才与财力恐怕不够同时发展十个第一流的大学。第二，先用国家力量培植五所大学，可以鼓励其它大学努力向上，争取第二期五个大学的地位。”胡适当时的计划，主要考虑的还是大学如何发展它的研究所，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它的核心思想还是大学的独立地位。当时中国大学的格局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的。胡适在他的设想中多次提到过，国家在选择发展的大学时，对于这三种大学要给予同样挑选的机会，要看大学的人才、设备和研究成绩。
对于胡适当时的这个设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人们还是认同的。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化，胡适的设想并没有来得及实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权也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国大学为基本模式的，而院系调整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则以苏式高等教育为主要模式。五二年院系调整的前奏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次院系调整中看出，新政权确实有分散原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企图，所以院系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字：分，也就是拆散。是把大的变成小的，把文的变成“工”的。这次院系调整，是新政权初期的一次重大选择，它的意义不单纯是从教育上考虑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的合并，在思路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大体上可以说，就是当年胡适的那个设想。不过胡适当年的设想，是以学术独立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而这次的合并却更多地考虑了在技术层面上和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接轨，却没有考虑我们和世界第一流大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行政和技术层面，而主要是在大学的基本理念上，也就是说，我们和世界第一流大学最不同的不是大与小，不是学院、研究所和科系的设制，而是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以及党团应退出高等院校等等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上。这次大学调整的主要思路是合，也可以说是对五二年院系调整的一次整体否定，但这样完全的政府行为能不能保证那些合并的院校在学术上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心，人们还在观望。
三、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们现在有没有私立大学？我以为没有。我们不能把那些以培养技术型专业人员和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型大学认为那是私立大学。现在提倡的社会办学，还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稍有一点私立大学的意味，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所真正义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现在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学的，但这个鼓励，只是更多地从办学经费上着眼，而不是从一个民族的兴盛和未来考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私立大学兴盛的前景。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五十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用不着多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唐鉞等主编《教育大辞书》509页，商务印书馆）对于教职工会大学，我们过去是有偏见的。对于它的历史过去并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
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曾说过：“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转引自《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1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
私立大学在大学的地位上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就以文凭来说，不能因为是私立大学，就取消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学它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它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在教育市场化的前提下，我们大可不必为私立大学的前途担忧，也不必对于私立大学存有过多的成见。以为教育一旦开放，就会天下大乱。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我们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后来中断了，不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种诚意，就象当年我们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我们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中国民间和海外有很多对中华民族有热情的人，他们投资教育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如果我们管教育的人能在今年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再把眼光放远，重振私立大学，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让人有全新的感觉。
四、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体上说，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1、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转引自《大学的功用》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
2、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3、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4、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5、选课制的设立。
6、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7、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8、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9、政党活动退出校园。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1949年年前中国一些老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十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规，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规道的局面下完成的。
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隹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大学是独立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五、简单结论
总起来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可惜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
1977年前十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十七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1952年前后有思想思想改造运动，随后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胡风及镇压反革命、然后反右派、接着大跃进，在大学中反右倾拔白旗、到了六十年代又搞四清运动等等。严格说来，1965年考试入大学的学生，并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因为在大学读书的时间很少。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