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关于教师体制改革的事，引起了极大的风波，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对其中的弊端加以抨击。按笔者的看法，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并不完全是由于触及到了很大一部分高校教师的利益，而是因为它涉及到了中国体制改革中的最后一块不应该由权力运作的封闭领地，或者说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中国高教系统。
不错，中国的高校应该改革，但改革的目标最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教师晋升或聘评制度，而是根本改变目前中国大学中的权力资本运作方式。
中华民族的官本位思想源远流长，高教系统自然也不可能例外。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使得这种官本位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并且在组织方面也得到了系统的细化和完善。对于在计划经济运作下的中国高教行业，出现这种情况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使得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其它国营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后，中国高教系统的官本位体系依然享有其它国营部门不可能享有的更大的无形特权。
这种独特的官本位系统的特权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责任要负。其它国营企业由于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面临其它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竞争，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操劳，由此涉及到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核算，以及员工的生存和企业的发展问题。这就使得任何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已经不可能如同在计划体制下那样轻松，因为毕竟这都是一些相当具体的硬指标。而高教领域内，人们无法发现任何同类的硬指标或类似的生存压力：即使有，也是针对具体的教师而不是针对学校的负责人。正如北大某位人士所说，中国的许多行业都已经实行了能进能出的人事体制，大学并没有理由例外。「工人可以下岗，大学教师为什么不能？」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为什么不再加上一句：学校的官员为什么不可以下岗？又有谁来决定，根据什么决定哪些官员应该下岗？当国营企业理论上还是与其员工有关，承认工人是国营企业主人时，教师在高校中地位却十分可疑，因为高校的主人究竟是谁，没有谁有过明确表示。教师既然可以随便解聘，自然不是主人，但校长似乎也不是，因为学校并非属于他。如果高校是属于国有资产，那么，高校的雇员就应该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在就业方面享有的待遇，大学教师显然也应该同等享有。
由于产权模糊和管理随意产生的第二个现象，则是大学本身发展的随意性。当其它国营企业都开始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目标时，中国的高教系统却爆发了空前的热情，显示出大跃进时期的雄心壮志：即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中国的许多高校全然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一夜之间突然涌现许多要在一个十分有限的期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如此壮观的高等教育场面，大概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趣的是，这种热情，并非来自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而是来自学校的各种职能部门。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无论是发表国际一流期刊上的论文，还是在科研方面的重大进展，担子都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切切实实地压在教师身上。搞得好，学校的官员们大有政绩可以上报，搞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的教师自然会受到责罚，目前北大正在讨论的草案还可以将他们解聘。反正不会有任何一个官员为此负责，这样的好事，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三个现象，则是加速使学校的教师发生分化。当然，这种分化实际上早就开始了。
这就是中国高校的教师实际上分为了两类：不是所谓的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而是有行政职务的教师，即纳入了官僚体系的教师和纯粹的教师，也就是某些人戏称的教育打工仔。于是，一部分拥有特权的教师就可以决定大多数普通教师的命运，而且十分可悲的是，官员教师的决策却被认为是代表广大教师的利益。我们不难想象，只要与权力结盟，肯定会名利双收，因为他就此掌握了学校最重要的资源，「手下」的教师出了成绩是他领导有方，或者干脆就直接算在他的账上。手下教师无能，反正可以解聘另行寻找可以干活的打工仔，所以，在高校里面，最终还是谁有权谁就最有成就感，没有职称会有职称，没有经费会有经费，没有待遇会有待遇，没有成果也会有成果：往往只需要在一份集体成果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行，其最终结果也是这样的人物「学术成果」最多。于是，在很多高校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一些十分优秀的教师，由于与权力体制无缘，尽管上课深受学生欢迎，在校外的学术名声也十分响亮，但在本校的职称晋升上却屡屡碰壁，个中的原因，其实不难想象，一些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高校的劣胜优汰机制，不能说没有道理。
中国高校之所以如此瞎混日子还能如此好过，关键还在于其它各个部门或行业都打破柯断以后，高等教育的柯断状况却没有变化。这种柯断保证了通过高考选拔的每年最优秀的生员反正只能在这些高校中就读，所以，不论中国的高校管理官员们如何折腾（最近几年，中国的社会新闻中，高校的「创新」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的高校里仍然充满了全国优秀的学子，由于把这些优秀人才揽入囊中，这些学生也成为学校无本生利的资源，无论是就业还是科研，这些学生都不断地给学校增加财富，甚至这些学生的出国留学，也会成为学校的荣誉资源：很多学校就常常标榜自己的学生有多少被国外的某大学录取，似乎自己就是国外大学的下级输送单位。
因此，中国高教体系的这种独有的柯断性，不仅使中国的大学管理可以继续混下去，而且还进一步强化着大学校园中的官僚体系。因为，只要还源源不断地有优秀的生员进入，大学就不断有新的政绩，结果是这种官僚体系会永远在大学中处于强势地位。在这样的现实下，任何一种改革，都必然导致相反的结果。
由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改变中国高校的权力资本运作方式，中国高校的任何一种改革都只能恶化中国真正的学术环境，并最终使中国大学丧失最后的一丝学术自由，使仅存的学术资源与行政权力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前景显然是与改革倡导者的本意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