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考生刘淼2006年考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大学一年级因沉溺于网络游戏受到学术警告，后情况未好转，2008年春季因为多门功课不及格达到北京大学退学标准而被劝退。2009年刘淼再次高考，以680的高分被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录取。在教育新闻有所欠缺的8月，刘淼的故事被报纸、网络、广播等多种媒体报道，一时成为佳话。对故事的解读之一是，刘淼作为一名中学生北大清华随便上，这不免为众多考生和家长所艳羡；解读之二是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故事，在如许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之时，刘淼似乎是一个希望。
不可否认，刘淼因学习成绩而被北京大学劝退，或者说淘汰，是其个人生命旅程中的重大挫折，他个人也称之为一个“悲剧”。悲剧的表现之一就是当他再次跨入大学校门时，北大他原来的同学已经大学四年级了。他似乎比同龄人走得慢了一些。人生可以比作登山。一个人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或者说取得大的成就可以比作登顶。登顶时间有早有晚，有的少年早慧有的大器晚成。早领先三两步的人，也许忽然遇上了雪崩。从人生漫长旅程整体看，刘淼慢了两三步实在不是什么悲剧。
仔细审读媒体对刘淼的访谈，我们会清楚发现刘淼在四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是他有了自制力，特别是对网络游戏的自制力。第二是他有了责任感——对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感。在被北大劝退前，他从不干家务，是一个因为学习好而被贫困家庭娇纵的少年。而今年暑假，他会帮助买断工龄的父亲打工，帮卧病的母亲干家务。第三是他有了方向感，在重读高三的一年半中他清楚认识到新的奋斗目标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的电子信息专业；而在北大的一年半他因迷茫而找不到方向。第四，我们从他接受媒体访问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感到他拥有的自信和坦荡，这是“一种勇于承认失败并且理性面对的心态”。这种自信和坦荡，即使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刘淼已经大学四年级的同学中，也并非人人都具备。刘淼在这次重大挫折中学到的东西，是一名大学生在四年顺利学习中学不到的。这不是一种知识，老师告诉你，你就会具备。自制力、责任感、方向感以及自信和坦荡，可以使一个男孩子成长为一个男子汉。这个男子汉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即使不具备许多知识，也足以自立于社会。
刘淼实际绝非个案，他只是今年被媒体挖掘出来而已。过去被北大退学的许多学生，经过高考重新考上了大学，有的返回母校，有的考到了清华、人大、浙江大学……这些同学们与刘淼一样，从挫折中学到了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从“刘淼们”的变化看，高等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不知是否可以认识到，淘汰也是一种教育，对于目前的中国这是一种十分缺乏而异常重要的教育。
人生可以比作登山。刘淼这样的登山者，经过被淘汰而认识到自己没有准备好，退而重新开始，方向更明确，准备更充分，也许会更快登顶；没有被淘汰，这样的登山者便会继续迷迷糊糊地向上攀爬，方向不明，也许先天的血液供氧能力不好也没有发现，他们还会一直背负着不及格课程造成的沉重包袱。这样的登山者前途如何，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陈旧观念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导致目前的社会中家长和学生都非常害怕淘汰，这是一种内在的不自信和短视，典型的过激案例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刺伤教务老师的事件。值得注意，高等学校作为研究和传播高深学问的机关，也同样缺乏深刻的教育理念，反而迎合社会的短视，形成了两种普遍倾向。第一就是部分教师不严格要求学生，降低教学要求和考核难度，给学生高分，对学生的错误不批评不指出，其结果就是课程分数膨胀和师生皆大欢喜，形成校园表面的“和谐”。这种情况，北京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称之为“大学中的乡愿之风”，北工大事件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使此风悄悄蔓延。第二就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降低或取消了严格的学术制度要求，包括学术警告的标准、退学和学位授予的标准，提高了大学的毕业率，降低或者干脆取消了淘汰。典型案例是2007年北京邮电大学以“给予学生更多机会”为名取消了“退学”和淘汰制度，让问题学生背着包袱一口气学习六年。表面看，这样的规定真的非常和谐仁慈，但我们仔细判断就会发现“仁慈”制度对登山者内在的残酷。我们可以设想，刘淼如果第一次考上北京邮电大学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这样淘汰这样仁慈的挫折，哪里有他今日深刻的成长！
严格的学术要求以及由此自然会产生的高淘汰率，曾经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的传统，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例，相关研究和论述此处不予赘述。以北京大学为例，2004年全口径本科毕业生淘汰率是5.8%。中国大学一般不统计和公布淘汰率的数据，但从同行的交流中我们知道当年北大的数据并非很低。从5.8%这一数据看，严格的学术要求这一中国大学的传统并未被继承。今年全国号召向吴大观同志学习，这位航空发动机专家却是西南联大1942年航空系的毕业生！
《科学时报》 (2009-9-8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