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社会科学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太少，很大程度上在于未能在学者的地位、声望和他的学术贡献两者间建立起应有的联系。
客观、公正地判断和评价学者的研究成果，维护学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并给予其相应的地位和名誉，是学术创新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起码保证。这个工作，通常由同行专家，尤其是由那些对本学科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来做。个别专家的意见可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或偏见，但只要整个社会均以学术贡献确定学者的学术地位，个人局限的负面影响就会降到最低水平。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始终保持了A＋的优秀成绩，并写出了该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论文，却未能留校任教。但在同行评价机制的作用下，麻省理工学院及时给萨缪尔森颁发了聘书。
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学者地位高下、名声大小的排列，过多掺杂了权力的因素。有些权威人士，曾是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家，即使出任某种行政职务后，依旧尽力恪守学者本分；但有些权威人士，虽然过去也曾有所贡献，但却也因此受到“重用”而远离科研第一线，学术创新能力大打折扣；而另一些所谓的权威，原本就在学术事业方面乏善可陈。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身体力行地将官位的高低确定为衡量学术能力的标准，引导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将主要精力用于投机钻营，加官晋爵。在这种氛围下，研究队伍壮大了，创新能力却未能同步增强，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出现的连续性”和“成员的团队性”是衡量学术创新时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素。一项创新出现后，一般都会有人跟进。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提出，就带来一系列有关均衡理论的新发展，以及非均衡理论的提出和系统化。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和投资函数理论的提出，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学术创新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集体智慧总需要有一个核心。从而，判断一个学科带头人是否杰出，考察在他周围是否聚集了一批助手、学生或追随者，不失为一个重要依据。萨缪尔森到麻省理工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所大学就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学前沿的动力源泉。在迪克•塞尔特出任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后，莫迪利安尼、西蒙、卢卡斯先后到这里工作，并成长为一代经济学大师。能够指导优秀博士生，对学术创新业大有裨益。德雷泽曾在1968年～1989年间培养了20个博士生。这些学生大都成长为优秀经济学家，并发展了德雷泽的理论。
中国学术也有现成的事例。顾颉刚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就被他的学生谭其骧、史念海和侯仁之分别在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和北京大学加以发扬光大。罗荣渠教授提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研究，也曾有大批学者相继跟进。但时下以博士生报考导师的选择取向为例，当下青年俊秀的首选，是党政机关在学术机构兼职的官员博导；其次，是在学术机构本身任有职务的学官博导。道理很简单:上述两类导师掌控的资源多，选他们做“老板”，毕业后不愁没工作。
我国学术评价的失态，还表现在乐于以西方为准绳。当年，钱锺书在《围城》中讽刺说，在中国的诸多学科中，唯有学中文的人非得到外国不可。因为其他一切科目，如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甚至出现一种说法，“没有用英语叙述过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似乎只要与洋字沾边，就有利于占领学术制高点。这使学界潮流涌动:尽量到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尽量争取到西方开会或讲学。更高的境界是出口转内销:在国外拿到一个学术职位后，再转身回到国内任职。其实，一国社会科学创新的宗旨，在于引领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理所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偏离中国立场和实际，一味地迎合西方学者的口味，并指望用这样的学者及其“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
关于出路，其实好多人都讲过:其一，淡化官本位，增强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尤其是“给大学以自我完善的空间”，其二，学术机构学术化而非行政化，改变目前“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的现象，将管理严格锁定在服务范围，让真正的学者受到尊重，享有权威。总之，最大限度使学者学术地位的高低和声望的大小与他的学术贡献一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