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北大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制度闹得沸沸扬扬，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措施是北大的堕落；“异地高考”话题也广受关注，其中，北京《教育规划纲要》正式版删掉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的“将制定来京务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打造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绿色成长通道”——给期待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升学的问题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
北大和北京的一举一动，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将这一校、一地的做法，与去年7月颁布的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对照，大家不难发现，这些做法，没有半点落实纲要精神的影子，而是背道而驰——北大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说到底，就是行政治校，而教育去行政化，正是纲要所努力推进的改革之一；北京《教育规划纲要》删除有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升学的条款，则是无视国家教改纲要中对相关改革的要求。
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思路一下子不能转到“教改频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推出各种措施时，没有对照教改的要求，审视自身办学、管理中的问题，这传递的信息，无疑是学校和教育部门根本就没有把教改真当回事。
我国教改纲要从制订到颁布，动静很大，但是，怎样让教改的共识走向实践，让教改文本落地为具体措施，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舆论一再建议的两种解决方式——其一，将教改方案提交人大审议，变为教改法案，从而让教改的措施变为具体的法律法规，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大中小学必须执行；其二，在各地社区成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参与教育管理、决策；在中小学成立真正拥有监督权、评价权的家长委员会，在大学成立独立运作的学术委员会，以此民主决策本地区、本校的教改方案，同时监督教改方案执行——并未被采纳，教改基本上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牵头，因此，这给所有教育系统组成机构、部门传递的信息是，行政自己想怎样改就怎样改，教改不具备刚性约束力。由于没有外部的监督、约束力量，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难以感到改革的紧迫性，也就依旧按传统方式管理、办学。
很多人担心这种模式继续维持，轰轰烈烈的教改，就可能黯然收场。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理由当然不是赞成这种模式，而是觉得，这种模式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在教改纲要的制订过程中，教育内部缺乏改革动力的情况就已经显现，但为什么纲要还是制订并出台了呢？这除了我国政府对教育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姑且不说教育公平作为基本的社会公平将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人才培养质量影响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而影响国家竞争力，单是当前我国适龄生源数的减少(到2020年，我国18～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生源数将比2010年减少3500万)，以及每年1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弃考、20多万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就迫使我国教育必须意识到生存的危机和压力，如果教育不改革，可以预料的是，未来10年，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学校破产关门，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将要求政府部门安排解决学业……
以教育发展的形势分析，我国教改转变目前的模式，是迟早的与必然的，早转变，教育部门和学校会赢得主动。眼下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再论证、提醒目前的教改模式亟须改进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