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1933年5月27日德国大学节，弗赖堡大学新任校长、如日中天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表了著名的就职讲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开始了自己备受争议的政治生涯。从此之后，这篇短短的讲演似乎成为海德格尔的永恒"事件"。这次"事件"可比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但这决不意味着是一次单纯的柏拉图式的哲学事件，我们对这次演讲的感谢将是全面的，因为正如演讲者本人所引的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说："对于一切事情都坚持这样做，绝不会有害。"这是校长的典范，也是人类的典范。10个月后，海德格尔辞去校长之职，回归课堂，在平静中重执教鞭。
一个人担任大学校长之职，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座高校。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我们是否知道这项精神使命？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回避：我们，这座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否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我们此在的力量？当然具备，只不过我们要在根本上意求[wollen]这个本质。但有谁愿意怀疑这一点呢？一般认为，大学的首要本质特征就是大学的"自治"[Selbstverwaltung]；应当捍卫这一点。但是，我们是否透彻地思考过：这个"自治"的要求，需要我们做什么？
"自治"当然意味着：让我们自己担当起使命，让我们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与方法，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那么我们，这个德国民族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联合体，是否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谁？如果没有最坚定和最坚韧的自我反省[Selbstbesinnung]，我们能否真的知道这一点？
除非我们首先着眼于未来明确而坚定地界定大学的本质，并在这一自我界定中意求这一本质，除非我们在这个意求中主张了自身，否则不论我们对大学的今天处境多么了解，也不管我们对大学早期历史多么熟悉，我们都无法透彻地知道大学的本质。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我反省的根基。然而，自我反省的力量只能来自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我们是否自我反省？我们如何反省？
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就是追求大学本质的原初和共同意志。对我们来说，德国大学正是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追求德国大学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国民族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因为这个民族正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本质意志中获得权力。作为师生群体，一方面我们使科学直面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在德国极端艰难的时刻坚定地面对德国的命运；只有并且惟独在这个时候，科学和德国的命运才能获得力量。一旦我们--在谈到"新的科学概念"时--只不过是为了替今天的科学争取它的属己特性和无前提性，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体会到科学本质的最内在必然性。这种任意地否定的行动，这种眼界极少超出最近几十年的行动，实际上是真正理解科学本质之努力的假相。如果我们想要把握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是否应该在将来继续为我们而存在，或者我们是否应该促使科学迅速地终结？科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这一说法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必然。但是，假如科学应当存在，应该为我们并且通过我们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科学才能真正地存在？
惟有在我们重新服从我们精神-历史性此在之开端[Anfang]的力量之时。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突然开启[Aufbruch]。正是在这个开端，西方人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和追问存在者整全，并且如其所是地理解这个存在者整全。一切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知道与否，也不管科学愿意与否。一切科学都依附于这个哲学的开端。只要科学仍然生长自这个开端，就从中汲取自己本质的力量。
这里，我们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得科学的原初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
希腊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人。埃斯库罗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出了一句格言，表达了知识的本质：
"但是知识远不如命运有力量。"
这意味着：一切关于事物的知识都预先受到命运力量的主宰，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正因为如此，知识即使为了真正地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也必须展开自己最高的抗拒，存在者之遮蔽的全部力量正是因为这一抗拒才涌现出来。这样一来，存在者恰恰在其深不可测的不变之中敞开自身，并且赋予知识以真理。这个关于知识"无力创造"[Sch?pferisch Unkraft]的格言，是一个希腊名言。人们太容易在希腊人身上发现某种知识的典范：一种纯粹依赖自己进而遗忘自己的知识；人们向我们表明，这种知识是一种"理论"的态度。--但对希腊人来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人们都说：理论是纯粹的"沉思"，这种沉思依附于事物的完整和要求。有人以希腊人为据，认为这种沉思的态度是为沉思而沉思。这种引经据典的做法纯属错误。因为，一方面，"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单单来自一种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但另一方面，希腊人的全部努力，恰恰是把沉思的追问作为一种实现（energeia）、一种"实践存在"、一种人的方式，并且作为唯一最高的方式来理解和贯彻。他们的想法不是要使实践符合理论，恰恰相反：他们把理论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个"文化财富"，而是民族-国家整体此在的最内在决定性核心。对于他们，科学也不是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单纯手段，而是深入此在整体之核心并且聚拢此在整体的力量。
科学以追问的方式坚守在不断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体之核心。由此，这种有所行动的坚韧认识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
这就是科学在开端时的本质。但是，这一开端不是已经过去了2500年吗？人类活动的进步不是同样改变了科学吗？没错！紧随其后的基督教-神学的世界解释，正如后来的近代数学-技术思维，都使科学在时间上和事实上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开端。但开端绝对没有因此而被逾越，更没有被摧毁。因为，倘若原初的希腊科学乃是一个伟大事物，那么个伟大事物的开端就仍然保持自己的最伟大要素。即使这个开端的伟大不复存在，科学的本质也不可能被抽空，不可能被耗尽--不象今天，尽管有全部的成果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科学的本质却早已被抽空和耗尽。这个开端仍然存在。开端并非作为遥远的过去处在我们身后，而是站在我们的面前。开端作为伟大事物预先超越了所有将来之事，因此也预先超越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未来，它站在那里，遥遥地主宰我们，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只有我们坚定地服从这个遥远的命令，重新赢得这个开端的伟大，科学才能成为我们此在的最内在必然。否则，科学就仍然只是一个我们深陷其中的偶然，或者仍然不过是一种悠然自得、回避危险地追求纯粹知识进步的活动。
然而，一旦我们服从开端的遥远命令，那么科学就必将成为我们精神-民族此在的根本事件。假如我们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面临一场伟大的转变，假如最后一位满怀激情地寻找上帝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言不谬--"上帝死了"，假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今天人在存在中的被遗弃状态，那么对科学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样，希腊人最初在面对存在者时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奇的固执，转变成为完全敞开自身，听命于被遮蔽者、不确定者或值得追问者。追问因此就不再只是一个为了获得知识性答案的预备阶段，可以被逾越，相反追问本身将成为最高的知识形式。追问由此展开了自己最本己的揭示万物的能力。追问迫使目光最大程度地集中于无可逃避之物。
这种追问将粉碎科学依据不同学科形成的条条框框，使科学从不着边际、毫无目标地迷失在不同藩篱和角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且重新从一切塑造世界的人类-历史性此在力量的富饶和丰收之中直接奠定科学，比如：自然、历史、语言；民族，风俗和国家；诗歌、思想和信念；疾病、疯狂和死亡；法律、经济和技术。
如果我们希望在在追问和敞开中坚守在存在者整体的不确定性中心的意义上追求科学的本质，那么这种追求本质的意志就会为我们的民族创造其最内在、最极端危险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精神世界。"精神"既不是空洞的头脑精明，毫无意义的智力游戏，也不是不着边际的知性分析冲动，更不是世界理性[Weltvernuft]；相反，精神是以原初命定和认知的方式对存在之本质的决断。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更不是实用知识和价值的武库；相反，精神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捍卫一个民族的大地与血液力量的权力，是最深沉地激起和最广泛地震撼一个民族之此在的权力。只有一个精神世界才能保证我们民族的伟大。所以这个精神世界要求：在追求伟大的意志和听任堕落之间进行的永久决断，必将成为我们民族踏上未来历史征程的法则。
假如我们想要追求科学的这种本质，那么大学教师就必须真正走到这个极端位置的最前面，尽管这个位置充满了世界永远不确定的危险。假如教师坚定地站在那里，或者说，假如从那个地方--在靠近万物的逼迫之处--向教师涌现出共同的追问和休戚与共的言说，那么教师就强大到足以成为领导者。因为领导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仅仅走在前面，而是独自前进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来自固执己见或统治欲望，而是来自最深层的天命和最宏阔的责任。这样的力量忠诚于那些本质性的东西，选择那些最优秀者，并且唤醒作为崭新勇气的真正追随者。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唤醒追随者。德国学生正在踏上征途。他们寻找谁？寻找那些领导者。德国学生希望在他们的领导下，把自己义不容辞的天命提升为有根基的、进行认识的真理，并且把这种天命安置在进行阐释-发挥作用的言辞与行动的澄明之境中。
德国学生决心在德国命运的极端艰难时刻坚守这一命运，一种追求大学本质的意志正是来自这种决断。只要德国学生通过新的学生法案服从大学本质的法则，并且由此第一次明确界定这个本质，那么这种意志就是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是最高的自由。德国大学必须清除那种备受歌颂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仅仅是否定性的，所以并不真实。这种自由主要是漠不关心，意图和倾向任意武断，行动和受命毫无约束。今天，德国学生的自由概念正在重返自己的真理。德国学生的义务和服务，必将从这种自由之中发展出来。
第一项义务是民族共同体的纽带。这项义务使学生们有义务共同担当和共同参与磨练、奋斗，分有所有民族阶层与成员的能力。这项义务将不断地得到巩固，并且通过劳动服务[Arbeitsdienst]扎根于学生的此在之中。
第二项义务维系着这个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间所独有的荣誉、天命。它要求一种通过知识和能力来保证并且通过纪律来强化的待命状态，做好战斗到最后的准备。将来，这项义务必将作为国防服务[Wehrdienst]包容并贯穿学生的整体此在。
第三项义务将使学生同德国民族的精神使命联结在一起。这个民族依靠自己的命运发挥作用，因为它把自己的历史向塑造世界的人类此在力量的强力敞开，生生不息地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战斗。一旦这个民族在其本己此在被终极追问的状态之中敞开，这个民族就力求成为一个精神世界。从自己出发并且为了自己，这个民族需要自己的领导者和护卫者提供对最崇高、最宽广和最丰富知识的洞察。一群年轻的学生早早地涉入成人之境，并把他们的意志扩展至民族的命运，迫使自己从根本上为这种知识而服务。他们不再允许知识服务[Wissensdienst]成为一种"高雅"职业的盲目和速成培训。因为政治家和教师、医生和法官、教士和建筑师领导着民族-国家的此在，并且在个民族与人类存在的诸多塑造世界之力量的根本关联中，守护并监管这个此在，所以知识服务担负起这些职业以及这些人的教育。知识不是为职业服务，恰恰相反：职业实现并且管理这个民族关于自己整体此在的最高和根本知识。但对我们来说，这种知识不是平静地关注这些本质和价值本身，而是使此在置身存在者强力的极端危险。
一般存在的可追问状态迫使这个民族进行劳作和战斗，迫使这个民族深入各种职业所属的自己国家。
对德国的本质来说，这三项义务--通过民族在国家的精神使命中承担对国家的命运--是同等原初的。这三种由此产生的服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同等必要，并且处在相同的等级。
关于民族的知识主动参与了民族，关于国家命运的知识随时准备待命；正是这两种知识同关于精神使命的知识一道，首先创造了科学的原初和完全的本质，我们的使命就是实现这种本质--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服从我们精神-历史开端的遥远命令。
假如我们把德国大学的本质界定为高校[hohe Schule]，假如高校从科学之中并且通过科学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那么我们所指的正是这种科学。
这种原初科学的概念不仅仅承担着"客观性"的义务，而且首先在民族的历史-精神世界之中，承担着本质性地和单纯地追问的义务。确实如此--只有从这里开始，才能真正地奠立客观性，就是说，才能发现客观性的特点和限度。
这种意义的科学将成为塑造德国大学团体的力量。这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听命于并且继续听命于这种科学概念的主宰。但同时，这种科学概念必须从内部改造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本形式：必须从内部改造不同系科与学科。
一个系科要成为系科，就只能发展成为一种扎根于自身科学本质的精神立法能力，以此把那些逼迫自己的此在力量整合进一个精神的世界。
一个学科要成为学科，就只能从一开始自己投身精神立法的王国，由此拆除那些学科条条框框，并且克服高等教育作为职业培训的陈腐之气和装腔作势。
在许多系科和学科开始踏上征途、从根本上执著地追问自身科学的时刻，教师和学生已经同样被包容在民族-国家此在的相同终极命运和逼迫之中。
为科学原初的本质赋予形式，仍然要求相当程度的严格、责任和非凡的忍耐，相比之下，不管对既定行动方式的有意服从还是狂热变革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说希腊人花了三百年时间才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放到正确的地基和坚实的轨道，那么我们当然不可以认为，德国大学本质的阐明和展开会在这个或下个学期获得成功。
但是根据已经指出的科学本质，我们当然可以得知一点：只有当劳动、国防和知识三种服务合原初地凝聚为一个塑造性的力量时，德国大学才能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权力。这就是说：教师的本质意志必须对关于科学本质之知识的广度和质朴保持清醒，并且得到强化。学生的本质意志必须强迫自己进入知识的最高明晰和知识的培养，必须听命于关于民族及其国家的共同知识的要求和决定，并且把这种知识融入科学的本质。两种意志必须准备相互战斗。一切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一切心灵的力量以及一切生命的机能，都必须通过战斗来发展，在战斗中获得强化，并且作为战斗而保存下去。
我们选择的是追问者通过认识进行的战斗，并同克劳塞维茨一道宣布：我拒绝借助偶然之手获得拯救的愚蠢希望。
但是，只有教师和学生要比其他同胞更单纯、更坚韧、更朴素地确立自己的此在，教师和学生的战斗共同体才能把德国大学改造为精神立法的场所，并在这个场所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为民族国家提供最高的服务。一切领导必须允许追随拥有自己的力量。但一切追随自身都包含了抗拒。这种领导与追随的本质对立既不可掩盖，也不可取消。
只有战斗才能将这种对立敞开，并在教师和学生团队整体之中培植一种基本情绪。正是从这种基本情绪出发，界定自身的自我确认才有能力把已经决断的自我反省变成真正的自治。
我们究竟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还是根本不意求？我们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全心全意而非三心二意地追求自我反省和自我确认，或者我们是否仅仅--怀着最好的意图--改变一些旧制度、补充一些新制度，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没有人阻止我们这么做。
但是，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亡，西方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个垂死的虚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堕入混乱并且在疯狂中窒息；即使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发问：我们是否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
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惟独取决于：作为历史-精神的民族，我们是否再次并且仍然意求自己--或者我们是否不再意求自己。每一个个体都一道做出决断，即使并且只要他逃避这一决断。
但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民族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意求自己。因为，这个民族那些超越了我们的年轻力量和最年轻力量，已经作出了决断。
只要我们要在自身中担负起那个深沉和广阔的思想，我们就能充分理解这个新开端[Aufbruch]的光荣与伟大。古老的希腊智慧用一句话道出了这个思想：
"一切伟大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
--柏拉图《理想国》497d,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