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治国、标语治国实际上是沿袭战争年代的政治动员方式，已经不符合现代政治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情况，标语作为社会调节手段的作用应当弱化。
12月10日，有人发帖说南京某拆迁办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为“拆天拆地拆天地”，下联为“安民安心安民心”。在拆迁办的大厅里，墙上还贴着不少标语，比如“征地拆迁的舞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创先争优的实绩，谁一般谁好让群众品品”。作为社会调节手段之一的标语，现在还有什么作用呢？
“标语治国”是革命年代产物
“标语”在特殊的政治年代对国家治理有特殊的作用，写标语、贴标语曾是政治生活中重要一环
标语虽只是几个或数个字节的简单组合，却是时代精神、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的凝练和概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曾经产生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口号，不同时期的不同口号都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痕，在相当深的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20世纪中期是标语口号在中国社会的空前繁荣期。在那个年代，到处都有着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标语，全国人民都投身在标语的汪洋大海之中，就连七岁孩童，认字学习也是从标语开始的。标语口号，既是那个时期的重要工具，是那个时期的重要标识，写标语、贴标语也是政治生活中重要一环。
革命年代通过标语传达“最高指示”，内容以政治生活为中心，自由度小
“标语”在特殊的政治年代对国家治理有特殊的作用。彼时国家机器的运转大多靠“最高指示”、“领导讲话”和内部的政策条文。这些怎么能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呢？往往是靠把“指示”、“讲话”、“政策条文”的精神通俗化、简单化为标语口号，然后贴到城市农村，工厂公社，部队学校，大街小巷，告诫人们警戒遵守。标语这种高度浓缩化的语言在传达政策、发动群众方面显示出了巨大力量，特别是在绝大多数受众为文盲半文盲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人们在思想文化态度上对政治和政治掌控者的敬重和畏惧心理（比如对领导人的崇拜），使得人们对领袖提出来的口号和标语能很快接受并认同。
革命年代的标语、口号总是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具有明显的硬朗风格。特点是突出政治，内容单一，自由度小。直至“文革”，标语铺天盖地，口号震耳欲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革”后，停止搞“政治运动”，伴随着群情激昂的口号声的各式“批斗会”没有了，但标语文化却得以传承下来。
粗劣标语强化负面效应
制作低劣的标语不伦不类，没有任何正面作用，徒增笑柄
标语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民众说的话，而说什么话，怎么说，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有一些标语，由于制造者的水平低劣，常常成为众人的笑柄。比如，河南永城曾经有一条治安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贵州铜仁一个屠宰场的标语把严肃的政治口号用得不伦不类――“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光纤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是想让人去偷含铜的东西，离光纤远点儿，有点儿“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可偷”的意味。“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的标语写在墙上，不禁让人联想到，难道“和平抗税”就是合法行为？劝导人们爱护环境、保护公物之类的提示标语，本该以轻松、温馨的语气对大众起到教育提醒作用，重庆街头却出现了“爱护公共卫生长命百岁，随地乱丢垃圾断子绝孙”这样的标语，而且这块提示标语用中英文双语写成。湖北宜昌市城郊，共联村委会刷在白色墙壁上 “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得罪投资者是罪人”的标语让路人直呼“雷人”。
惩戒式的标语语言“与民为敌”，让人产生抵触情绪，显示出官方与民众的对立关系
如果说这种让人哑然失笑的标语最多只是不起“正作用”，另一种标语起到的就纯粹是负作用。大多数标语，其基本模式是“惩戒式”的，即上句描述违法的状态，下句描述执法后果。农村上墙率很高的计划生育政策类标语特别能体现这种野蛮：“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类标语中体现出来的政府形象完全是高高在上的形象。“拆天拆地拆天地”的标语则让人不得不怀疑，在拆迁的过程中，拆迁办到底会使用何种手段。
有的标语无形中还含有歧视内容，如深圳某街道办的婚育宣传廊曾挂出“同性恋不可取”的宣传板，该宣传板下方有“同性恋不可取”6个大字，下书一行小字：“同性恋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行为体现，不符合社会文明，应制止和反对。”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少生孩子多养猪”，虽然浅显、口语化，但粗陋之处显而易见，这是把人类比于猪，既不尊重人也过于粗糙。
训斥的口吻、恫吓的语气、野蛮的手段，完全是命令的口气，不考虑人们的心理感受，非但不会达到张贴标语的初衷，还会让人产生抵触情绪。
“标语治国”催生形式主义
标语通常把丰富的思想、政策概括成几个字的口号，口号喊多了，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口号后面那些具体内容了。事实上，对标语的依赖所带来的弊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般官员普遍认为，开展一些重要工作和活动，通过张贴、悬挂标语，有利于制造声势，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使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有些地方，宣传标语的多少甚至成为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如果一个精神下来，或者开展某项工作之前，口号和标语的宣传程度是有规定的，下级单位要按照规定完成任务。”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基层工作中始终存在一种误区：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和周围同级部门相比，标语、口号俨然成为一种造势运动。
贴标语时“雷声大”，花钱多，具体政策的执行效果反倒退居第二
与贴标语时的大张旗鼓相比，具体执行政策时的效果反而退居第二位。甘肃省酒泉市安西县河东乡至少80％的农村标语是有关计划生育的，但根据乡里近10年的统计，农村维持一个低生育水平已有很长时间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早已为农民熟知，用标语形式宣传已经没有多少作用。但是，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不好，只有好的结果还不行，标语的数量也是考核指标，上级规定一个村民小组至少要有四、五条标语。结果就是河东乡4个行政村、15个村民小组，每年仍要花费两三千元制作标语，从形式上满足计划生育考核的要求。
曾经有媒体调查过标语口号的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揭示这也是一种政绩工程，层层摊派，你追我赶。比如因“造字”甚于“造林”而出名的湖北郧西县，在山上造标语口号数千条，其中“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长达两公里，跨越三座山，用水泥、石头砌成，共投入2500个劳力，做了3个月，耗资巨大。这些字不“封”不“禁”，本身就造成了山林毁坏和水土流失。
另一个例子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条堪称我国“国标”的标语曾经出现在全国各地，然而，就是在这条标语写得最多、最醒目的地方，教育投入还是一样不足。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中，充斥着些许被时代所抛弃的、或者言之无物、形式主义的标语，标语就这样成为了地方领导的化妆品、遮羞布。
“标语治国”当休矣
利益取向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使标语宣传作用趋于淡化，“标语治国”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特点
如上文所述，“标语治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战争年代能动员民众，政治挂帅的年代可以传达国家正财，但是已难以适应当下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九十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宣传对象观念的政治色彩浓烈，因此某个标语或口号一经提出就会在受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容易认同其传播的内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取向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政治在宣传对象价值中的作用趋于淡化，其他思潮的作用则相对增强。价值趋向多元化使标语承载的内容很难在每一个社会层面上都获得一致的回应。
同时，人们群体意识减弱，个体意识增强，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点去观察、评判外界的万事万物，因而对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人们不再简单地崇尚权威、膜拜英雄，宣传对象不会简单地接受现成的观点，而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理解。
“标语”姿态居高临下，感性宣泄代替理性的思考，不符合现代政治权力义务一致性原则
标语是一种官方题写。政治标语基本是由地方官员制作的，有着强烈的权力宣示的特点。村长、镇长、乡长，一直到县政府和其他更高级的地方政府，都是制作标语的主体。标语在本质上时关于权力的题写。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与财产的转让关系。公民出于避免因社会利益冲突遭受损失，将自身部分权利以契约形式让渡给政府，从而形成所谓的“公共权力”。与此同时，公民向政府纳税供养政府，政府作为交换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两者遵从权力和义务一致性原则。
政府部门只是把标语当成自我权力意识的载体，把群众当成被管制、不守法的对象。当政府通过张贴标语在大街上与墙壁上“置顶”自己的权力，标语实际上已经被其视为权力的藤蔓，被视为进行权力宣示与社会训诫的利器。
“标语”语气斩钉截铁，气势激昂奔放，姿态居高临下，感性宣泄代替理性的思考和实践……这些都不符合现代政治的特点。
来源：网易另一面 原题《“标语治国”是居高临下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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