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张网，这些冒险犯难的人们挣脱出去，探索的是人的极限。他们网外的惊世骇俗之举，给网内的人们带来难以纾解的困惑。他们为什么要去冒险？
因为它在那儿
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回答，1924年，当《纽约时报》记者问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他说：“因为它在那儿。”
这几乎成了永恒的豪言壮语。被忽略的另一面是，那提问同样永恒。对人类中那些将走去很远地方的人，发问是自然的：要去哪，为什么？有些人并非为利而往，因而令人困惑。
乔治马洛里
马洛里说那句话后不久，在尝试从珠峰北坡冲顶时遇难，三十八岁。他承诺把妻子的照片放在峰顶。他的遗体直到1999年才被发现,因为没在他身上找到那张照片，有人猜测他已经登顶，是在下山途中死于意外。但这一点未被承认，首个登顶成功的荣誉属于近三十年后的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夏尔巴人诺盖伊。
马洛里并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匹夫，他曾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剑桥，是凯恩斯的同学和好友，也是英国著名公学查特豪斯的教师与书院长。但这些知识背景只是让他说出了“因为它在那儿”。
1920年代，是探险的黄金时代。
珠峰魔力
“珠穆朗玛峰一直如磁石般吸引着疯子、爱出风头的人、无望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们。”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说。他提到一种“不愿同情弱者而崇尚坚强、自傲和辛苦劳作的攀登文化”。他也写到一位有趣的女性桑迪·皮特曼。这位富有的女士登山时会带上各种美食和电视机、录音机。
1996年攀登珠峰，她带着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四部相机，两台打字机，CD唱机和打印机各一，还有威士忌、咖啡壶和四个巧克力彩蛋。她还带着一叠叠关于她的报道剪报，给珠峰大本营里的人们阅读；特快专递给她送来最新出版的《时尚》、 《名利场》、《人物》等杂志。
身在同一支登山队的男性并不讨厌她，甚至对她不吝赞誉之词。身在其外者就不同了，她仍被视为“正面看台上的业余爱好者”，“更像是位社交攀登者”，“许多燕尾服上留有桑迪·皮特曼抓过的痕迹”，“如果让她默默无闻地做这些事，我想她是不会登山的”。
乔恩·科莱考尔除了是一位记者、作家外，更重要的，他也是一名登山者。1996年受《户外》杂志聘请，他跟随著名高山向导罗布·霍尔率领的商业登山队成功登顶，并见证了因暴风雪而导致的严重山难，包括罗布·霍尔在内的五名队友死亡。那个春季，珠峰一共夺去了二十名攀登者的性命。实际上，有的成功者一次、再次地经过倒在路上的攀登者身边而不加援手：“他们看起来处境很危险。我们已经疲惫得无法帮助别人。在海拔两万八千英尺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那儿的最高道德是：我要登上珠峰！
科莱考尔事后几个月都不能走出惨烈的阴影，并饱受遇难者亲属的指责。他对山难详尽的报道更加剧了这一点。他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把“为什么要攀登”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加以探索，而读罢掩卷，与其说能得到一个答案，不如说只是被深深打动了。当答案指向人性的边缘，也就只能被打动了之。
划过太平洋
保尔·梭罗克斯在他的旅行笔记《喜爱新鲜空气的人》的序言中，把自己说成一个天生的出走者，着迷于做个异乡的陌生人。“我在成为一个旅行者之前便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
他同时还是个爱划船的人。这个领域里那些令人眩然又迷惑的出类拔萃者，同样不能逃脱那个永恒的追问。
法国人达波维尔 48岁时用一百三十四天独自划船从日本到美国俄勒冈，平均每分钟划十七桨。由于各种原因，他实际上是在一年里最恶劣的季节起航的，遭遇了四十到六十英尺的巨浪，“几次被吓得半死”。一艘俄国货轮想营救他，但他“甚至都没有受到诱惑”。在经历了四个半月、已经靠近俄勒冈海岸时，仍然反复受到风暴袭击。一条救生船拍摄了他最后几天的情况，一年后他跟保尔一起看录像时，不停地抹眼泪。
“我知道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干，而我却没有一个答案。”但达波维尔最后说：动物才只做有用的事，他做的是只有“人类才想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彻里-加勒德在《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中寻找人类探险活动的原因时，提到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但渡尽劫波的达波维尔说：“我没有征服太平洋，是它放过了我。”
1988年，美国人艾德·吉列划小皮船从加州亚蒙特里的海港出发，前往夏威夷的毛伊岛，完成了两千两百英里远洋划行，历时六十三天，差不多死在路上：最后三天断粮断水，没有无线电联络设备。事后他为这一划时代考验所作的全部文字，是给新西兰一家皮船俱乐部写的两页简单和自嘲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吃饱了撑的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冒险者往往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个难堪的问题。
走入荒野
克里斯·麦克肯多斯
克里斯·麦克肯多斯，1968年生于美国加州，在华盛顿附近长大。父亲是航天技术人员，家境殷实。他从小显示出特立独行的一面，但总算依从父母之命就读艾默瑞大学，成绩优异。1990年夏，父母前往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分手后就再没见过他。
这位理想主义青年，景仰托尔斯泰能“抛开财富和特权，优游于贫穷的世界”。他把账户上剩余的两万四千余美元学费捐给公益机构，开车远飏。当车陷入泥泞不能动弹时，他抛弃爱车以及车内许多物品，包括一把吉他，那是他父亲在他出生时送给他母亲的礼物。最初的浪迹是在西南方美墨边境地带，后来回国周游、打工赚钱，最终北上阿拉斯加，在森林里独自生活了近四个月。1992年7月3日，当他决定终止这种生活、重返文明时，季节使必经之路上的泰克蓝尼卡河的河水阻挡了归途。他原路返回栖居的史坦必德小径一辆废弃巴士，因误食毒物和饥饿，可能死于8月18日。十九天后，一些路经此地的当地猎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就在7月的某一深夜，饱受思念之苦、担惊受怕的克里斯的母亲，在睡梦中听到他的呼救声而惊醒。
他的故事被西恩·潘拍成电影《荒野生存》，2007年上映。这是部动人的影片，它改编自强·克拉库尔的作品《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强·克拉库尔就是乔恩·科莱考尔的台译。
克拉库尔不仅从克里斯的一面记述了他的叛逆，也从他父母和妹妹一面记述了他给亲人带来的惨痛，读之令人心碎。他父亲有解不开的疑问：“怎么可能?一个这么有同情心的孩子，却让他的父母这么痛苦？”克拉库尔写给《户外》的这个故事，跟他四年后为同一家杂志所写的珠峰山难报道一样，引起巨大争议。人们当然要问：克里斯，为什么?也有人谴责作者居然赞美被他们视为愚蠢无谓的死亡。
克里斯远不是第一个孑然一身进入阿拉斯加的旷野流浪者，死于或失踪在那里的人时有耳闻。克拉库尔讲了另外几个故事，试图借以展示克里斯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个是关于吉恩·罗塞里尼的，他父亲是富有的餐馆老板，堂兄当过华盛顿州长，本人曾是运动高手、优秀学生，练瑜伽和武术，在华盛顿大学和西雅图大学学习人类学、史学、哲学和语言学，1977年进入阿拉斯加。“我想知道，人类有没有可能不靠现代科技而生存。”他对一位记者说。这位记者说“他相信人类已经变为退化的动物，他的目标就是要回归自然的状态”。他的实验延续了十年以上，当他四十九岁时，认为自己已经真切体验了石器时代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感。他决定结束实验，背起行囊，踏遍全世界。但他并没有出发。1991年11月，他被发现面朝下倒在他的小木屋里，刀子穿过心脏。验尸官说致命伤是他自己造成的。没有遗书或任何暗示说明他为何如此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没人能知道。
远方有多远
《阿拉斯加之死》是一本精彩的力作，作者通过寻访在克里斯生命最后阶段与他相逢的一个又一个人，一点一滴呈现他的足迹，直到它永远停在史坦必德小径。但那毕竟有赖口述和各种书面资料来重现。事实上，克拉库尔本人也是有故事的人，而他更在书中直抒胸臆。
他自述自己像克里斯一样，父权的威压激起少年的愤怒，同时又渴望取悦于他。“如果有什么吸引了我热情奔放的想象力，我就会以近乎痴迷的热忱追求它。”克里斯的出路是走进荒野，他的出路是攀登。
乔恩·科莱考尔 （Jon Krakauer）
魔鬼拇指山位于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交界处，由底部冰河算起共六千英尺高，壮丽雄伟的北坡从来没人爬过。克拉库尔二十三岁时，“受到一股我无法控制、无从理解的力量驱使”，决定给自己这个挑战。那是1977年。他自称受着尼采、凯鲁亚克和艾德华兹等人的作品影响。后者是受尽折磨的作家、精神病学者和英国当代出色的攀岩专家之一，后服氰化物自杀。艾氏将登山视为一种轻度精神病倾向，他并不是为运动而爬山，而是为了从束缚他生活的内在折磨中寻找避难所。
克拉库尔的钱不够飞往阿拉斯加，因此在华盛顿州靠打工搭上一艘渔船北上，五天后到达一个叫彼德兹堡的小镇，在雨中走上码头，茫然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坐在图书馆屋檐下躲雨。一名高大活泼、热情外向的妇女跟他聊天、邀他去家里晚餐，并让他留宿在她家的地板上。听着主人从隔壁传来的平稳呼吸声，克拉库尔写道：“多少个月来，我一直说服自己并不在乎生命中缺乏亲密关系、缺乏真正的人际关系，但因这名女性的陪伴而使我感受到的快乐——她的笑声、她无意中碰触我肩膀的手，揭露了我的自我欺骗，使我空虚而心痛。”
5月6日，他跋涉过危险的冰帽，到达扎营地。他用最后的一百五十美元，让丛林飞机驾驶员给他空投食物、露营设备和登山工具。在约定时间到来后的四天里，雪一直下，没有飞机能够抵达。他坐困愁帐，束手无策。10日夜，飞机终于出现，但不敢飞太低，看不到挥手大叫的克拉库尔。但这位驾驶员知道他面临的险境，没有放弃，在一个小时里绕行不去，最后看到了岩石中的克拉库尔，三次低飞抛下六个箱子。危机解除了，飞机消失了，寂静再次笼罩冰河，克拉库尔感到自己孤独无依，脆弱迷茫，不由得啜泣起来。
他在攀登线路上一再受阻，在危险的峭壁间找不到坚实的冰层，上攻又下撤。15日决定在山峰间过夜，天空冷清无云，黄昏时分，他能在西方看到彼德兹堡灯火闪烁。他孤身崖壁，想象着常人此刻在看电视转播棒球赛，在明亮的厨房吃炸鸡，喝啤酒，行鱼水之欢。他因为强烈的寂寞而悲伤莫名，从没有这么孤独的感觉。
第二天，他登顶成功。在返程中搭上一个伐木工的船，告诉对方他刚爬上了魔鬼拇指山，历时二十天。对方料理着手上的活儿，没有反应。他下山后在当地遇到的人们也许并不怀疑他登上了拇指山，“他们只是不太在意”。他泡在一个酒吧迟迟不走，最后只剩他和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他边喝酒边向点唱机投币，重复播放同样的五首歌，直到女服务员气愤地大吼：小子！让我们休息一会好吗?“我以为攀登魔鬼拇指山能够改变我的生活，当然，最后什么也没有改变。”
“文明”是一张网，这些冒险犯难的人们挣脱出去，探索的是人的极限。他们网外的惊世骇俗之举，给网内的人们带来难以纾解的困惑。在大航海时代，因为蕴含着巨大利益，冒险犯难成为主流价值，探险家受到鼓励和资助；但当冒险并无“益处”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并不会在山顶或旷野找到藏宝或科技发现。
而对于这些离经叛道者而言，就算竭尽全力达成目标后，伴随的往往反而是失落感。
人性之网大于文明之网，因为它永远伴随着人，那才叫法网难逃。
来源：东方早报 原题《冒险家很难回答“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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