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加藤嘉一事件发生：他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发表了不恰当言论，国内舆论对他的态度如疟疾一样，前倨后恭、冰火两重天大转弯。
俗话说的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加藤嘉一君行走中国的江湖如许年，终于还是在中国老百姓最敏感的问题上摔了个大跟头。
报载，5月20日在出席南京某书店的活动现场，一位女性观众现场提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时——据加藤君事后回忆，这已不是他身为一个日本人第一次在中国当面被要求回答此类问题，他的回答没能表现出一贯的"精巧"。
这一回，不知是出于两个月后即将离开中国想要留下几句实话箴言的动机，还是纯粹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可以直接表述真实想法的立场上，加藤君直截了当的说"不明白"。这一句"不明白"，最终捅了舆论的马蜂窝。当然了，在时间上与炒作"青年学者精英入校园"的甘肃农业大学意外重合更是增加了他遭到围攻的强度和密度。
中国人常说"一贵一贱，交情乃现"，加藤嘉一这位已经在中国深耕多年、积极主动"掺和"中国社会与政治演进过程、谙熟媒体传播并颇有镜头感的日本留学生，在临走之前又学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以此事为界仔细观察关于加藤的评价，一些曾经相当推崇这位东瀛青年才俊的论者和群众这一次站在了激烈反对的一方，而更有一些论者再次牵出了"我们应当如何爱国"的大问题，这可能会让自诩非常了解中国的加藤君更加的"不明白"。我想，不仅是加藤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怀有这样的疑问：对待这样一个外国人，为何如疟疾一样，前倨后恭、冰火两重天的急转弯？当加藤嘉一最终要离开中国回到故土，他身后土生土长的中国粉丝和知识分子们要如何面对他的言行和"馈赠"呢？
在公共传播的视角下，加藤嘉一是一位能够使用流利的汉语评论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外国人，一位勤于笔耕的专栏作家。他的见地因为没有小圈子利益的纠葛而显得更加深刻、更加百无禁忌，突出的异域性与他所了解的"本土性"巧妙地糅合，在相当程度上给中国的观察者们以启发。这些启发又因为他年轻而富有感染力的宣讲技巧受到加倍的重视。
严格的说，以加藤嘉一的学术修养和中国经历，称其为青年学者有失偏颇。尤其是他所尝试论述与推销的观点，无论事关中国改革与社会发展，还是关于中日关系的内容与形式，无一不是时间跨度与空间维度兼具的宏大问题，很难想像如他一般在中日两国游走、年资阅历尚浅的年轻人能够予以充分解答。
但不容否认的是，加藤嘉一相较与中日两国的同龄人而言显然是站在了更高的层次上，以至于引来了"青年领袖"的追捧，他的观点和见解也往往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以年轻人熟悉并接受的语言与角度切入，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当然，加藤嘉一的蹿红也赶上了时代赋予"加藤嘉一们"的空间。有人不无挪揄的指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政论节目，就是几个能说流利汉语的老外在台上以浅显的语言加上一点本邦经验去评点时事，哪怕外国人的认知和观点很浅白，也能得到观众与学者的认可。
从最早的论坛、博客到微博，中国的"思想市场"呈现进步和繁荣，但中国普通民众乃至知识阶层对"中国通"的需求反倒越来越旺盛。尤其是到了自媒体时代，微博上的老外普遍从者云集，国际报刊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关注也能得到热烈地呼应，而相当一部分本土的知识分子们忙于站队、布道、吸引眼球，让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每每失焦，也在反复的口水中脱离了公民生存的基本领域，"公知"正在像"砖家叫兽"一样，成为逐渐觉醒的公民社会调侃的对象。看似异常繁荣的公共话语里，普通民众很难找到真正有启蒙意义的说理，加藤嘉一的出现填补了一部分空白，受到热捧并不难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加藤嘉一也印证了当下公共空间聒噪与混乱。
"加藤嘉一们"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同样不能过度依赖。如同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一样，加藤嘉一是日本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有自己的家国情怀。我们更应该跳出对他个人狭隘的好恶和道德批判去认识作为社会现象的"加藤嘉一们"。诚然，开放的中国需要"窗外的声音"，也需要来自全世界的督促和帮助。
但是将所有的问题委托于一个或一群外国人，甚至寄希望于他们能够提出一劳永逸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无疑是一种思考的惰性。也许有身在局中的疑惑，也许有复杂多变的利益纠缠，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知识阶层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思索。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还是西方文明提倡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最终都要落在知识分子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主动推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统一命题中来。归根结底，为公民社会做铺垫、开启民智这样责任，本来就该是本土知识分子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不假思索的"外包"给任何外文文献或者"中国通"。
总体上看，伴随着社会不同利益阶层诉求的撕裂与隔膜，不同的利益代言人时而发生激烈的碰撞，使得几乎每一个公共话题都有不同立场的激烈对立，整个公共话语空间仍然还处在"跑马圈地"的诸侯混战时代。推动社会改革最需要凝聚社会各阶层广泛而深入地共识，但过早来临的利益大分野时代加大了凝聚共识的阻力，也加剧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追求抽象的理念，其阐述、论说逐渐偏离了普罗大众的诉求。
客观的说，这同样是一种思考的"不作为"。正是这种思考的"不作为"，为"中国通"们就事论事的碎片化阐释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他们的论述因为就事论事而显得实用，更容易被接受和运用，所以获得了支持者们的热烈反响，并且在实践层面推动了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由是观之，中国的公共议题是不是应该回归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务实轨道，"加藤嘉一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加藤嘉一君在华5年多，姑且不论他在政见和立场上与中国有多少龃龉，至少在一边倒的赞誉和一边倒的抵触中保持了日本式的谦和与礼数，可能正是这一点让许多年轻的女性粉丝一见倾心，这种难得的理性也值得更多的普通国人学习借鉴。
在书店事件之后，加藤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曾经想在最后一场演讲中大哭一场，现在没机会了。我想很多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面对某时某事，也未尝没有过大哭一场的冲动，这是我们和加藤一样对这个悲喜交加的国度所怀抱的、普遍而复杂的感情。
加藤嘉一是个普通的年轻人，无论是捧他的时候奉如圭臬，还是贬他时弃如敝履，这场忽冷忽热的"加藤嘉一疟疾"都与他本人并无太大关系。他只是一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有意无意的参与了一场动机复杂的造神运动，在光环下的阴影中，中国的公共话语仍然有混沌和聒噪，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要为自己的定位与职责苦苦探索。加藤终归是要回国的，他毕竟不属于中国，所以我们既不用高声唱诵《纪念白求恩》，也大可不必甩给他一句《别了，司徒雷登》。在国与国之间越发紧密、人与人之间却越发疏远的全球化时代，但愿他们、我们都能尽快找到正确的路。
文/王家曦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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