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马原采访了110个作家。作家们聊得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
看了阎连科老师的《丧家犬的一年》，很难过，匆匆写了一篇文章。
去海口见马原。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110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得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七十年代过去，政权开始迟到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慌忙弥补失去的信用，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的。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只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回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去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八十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新文《我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靥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文/蒋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