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
2012年1月8日下午，崔永元“翘掉”当天的中国慈善年会，专程跑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为外来打工者主持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事后，面对媒体的追问，他一再表示，自己没那么高尚，“只是打工春晚先约（我）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淀之后，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或许真的“不过如此”。可他想说的，或者能做的，还有很多……
希望少些人身攻击多些观点交锋
崔永元在主持人的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在业内乃至文化圈，都算得上资深，看问题的角度，也常透着犀利。
前段时间，方舟子和韩寒之间展开论战。这两个人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本来也想参与，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中，起哄、打架、围观，什么样的心态都有，这事慢慢地变成了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掐架”，让人觉得挺伤心的。其实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互掐。我希望，从“方韩论战”开始，社会上能出现越来越多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而不是人身攻击，这样才能留给社会更多思考。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一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但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我在主持过程中，常常感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运用起来捉襟见肘，这也从某个方面制约了我主持节目的质量。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所缺的知识，首先不是外语，不是电脑，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两会期间，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要我说，现在的“文化大发展”更多的只是一句口号，不少人动辄花几个亿建个艺术家园区，但艺术家又不是动物，弄个园子给他们就繁荣了？很多地方更是热衷于将很多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艺术家圈在一起，建一个艺术中心，可其实他们一年也去不了一次。所以我想，要想实现文化的发展，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连个故居都保护不好，想拆就拆，谈何发展？另外，要会吸收外来文化有营养的部分，比如多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引进一些国外好的艺术电影，而不仅仅考虑到票房和商业效益，一味引进好莱坞大片。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社会判断。
做人要往道德上线靠拢
一直以来，“良心”都是崔永元挂在嘴边的词，甚至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
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叫法律；一条是上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上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
打个比方，当我往上线靠的时候，我不光要保持清廉，保持生活的低水准，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当我接近底线的时候，财源滚滚，名声大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你怎么选择？当你选择接近底线的时候，甚至无可指责，无可厚非，你没有触犯法律，派出所都不管你。
但是我在传媒业磨练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如果说传媒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甚至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大家一起“给孩子加个菜”
2006年，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启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每年从全国选出百余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进京，或交流授课经验，或培训专业技能，或购买书籍用品，然后让他们将在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带回去，一一讲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听。2011年3月，崔永元又通过微博呼吁，给广西都安县16025名吃了9年“黄豆蒸饭”的在校寄宿生“加个菜”。公益，成了近些年来崔永元身上的另一个关键词。
很多人都问，“小崔，你做某件事的动因是什么？怎么想的？”事实上，我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从不考虑得那么复杂。就好像我发起“给孩子加个菜”时，只是觉得不能再让孩子们顿顿吃黄豆。本来想和志愿者们一起将买来的罐头、方便面背上山，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后来志愿者们提出，应该征集善款改厨房、请厨师，进行长期救助，我们就通过网络将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帮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我做主持人这些年，体会了社会各层面的冷暖，有时难免觉得这个时代太“二”了。但这个职业也的确让我有更多的能量和号召力来帮助别人。我原来总觉得，在这个时代，除了抱怨，除了一起咒骂，再找不到别的应对招数，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力量特别大，我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和状态。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特别强大。
精神上的追求最重要
一次采访结束时，记者陪崔永元一路走到停车场。他感慨，现在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有时开车出门，走到半路，他会突然大脑短路，想不起自己家应该怎么走；春天了，病症容易复发，睡眠又变得不太好，只得加大安眠药的剂量，然后尽量缩减各种工作；夜里两三点看书、更新微博，早晨5点睡觉，12点起床，下午开始正常工作，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和精力允许我对任何事都感兴趣，都能抡几棒子，却没有方向感。到了30岁，已经入职很长时间，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希望自己能运用舆论的手段改变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40不惑，真的不惑，我不知道是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能不被别人改变，就已经够牛的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还能坚持自己，是不是还能干点儿正事，还能做到不伤害别人。40岁以后是过得最难的时候。
我早早就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