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淘金者走了，后继者源源不断。和张桃的方向相反，去年元月，还没过正月“十五”，苏世亭背着两个大包，走出上海火车站。他的包里除了简单的衣物，全是会计与人力管理的专业书。2010年，是他在江苏徐州一所大专学校里学习的最后一年，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希望毕业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学校当地公司少，这个专业几乎找不到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和扩招潮一起，各地高校开出一批“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类、金融类专业，不过，许多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吸纳这些毕业生，这或是“北上广”人才拥挤的另一个原因。
初到上海，苏世亭与先来探路的同学会合——班里8个同学相约春节后“一起闯荡大上海”。碰头后的第二天正值周末，8个人直奔万体馆的“周末招聘会”。彼时，大部分上海的大学生已经通过“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找工作，这是苏世亭在工作半年后才知道的。
或许是得益于这份“无知”，苏世亭当天就在“周末招聘会”基本敲定了工作，去一家化工企业位于嘉定的工厂上班。“这是上海郊区，或许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苏世亭事后回忆，但他并不后悔。“嘉定的房租、消费水平比上海市中心低，这减轻了我在上海生存的压力。”
过去这一年，陆续有人回老家，苏世亭坚持不走。“在家乡，人们坚信父母在，不远游，我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家里并非独子，还有个弟弟可以传宗接代。就为了这，我更要在上海好好地闯一闯。”
来上海前，苏世亭在老家实习过一段时间——因为父母的关系，这也被认定为“毕业后就能直接去上班的工作”。不过，苏世亭却觉得害怕，“工作安定了，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肚子一点点变大，头顶一点点变秃”。
到上海后，苏世亭喜欢上网看新闻，他对一份报告印象很深，报告说：在一线城市，75%的人傍晚6点至8点吃晚饭；在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去晚餐。一线城市有白领文化，但白领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如果你每天花费2小时在交通上，1年算下来要用去30天；二线城市没有艺术电影院和话剧小剧场，唯独有很多吃饭比你早、睡觉比你晚的闲情逸致。
“很多人说，选择二三线城市的是懂生活的人，可惜我不想做生活家。”苏世亭说。
苏世亭和张桃显然更想当“梦想家”。
去年11月，张桃“重返北上广”，理由是，“实在受不了老家的等死日子。”“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
一去一返，每次都显得那么轰轰烈烈，不过，物质与梦想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未完待续。
留下的人又遇到了新问题。“在安徽老家，我更容易找到真爱；但在上海，你必须考虑物质，不然你随时可能需要堵住嘴巴-吃不起饭。”张桃说。北上广都正在面临一个移民新问题——外省青年正汇成一支“剩男剩女”大军。
如今，张桃已经在上海找到房子，因为是老房子，“信号不好”，她需要跑到房间外面接电话；平日里，她要和邻居合用卫生间，寒冬天里，如果起夜，需要“鼓足勇气”。但幸运的是，经老同事介绍，她在新年之前就找到了新工作。每天，爬出破败的老屋子，她可以踩着高跟鞋、穿着精致套装，出入一家500强公司位于淮海路的办公室。
在张桃看来，“北上广”是讲究资历、工作经验的，在行业内有清晰可见的职业上升空间，而二三线城市更多的是“关系社会”。
不过，这次“重返上海”，她并非毫无顾忌。内向的张桃至今没谈过恋爱，她的公司里，适龄的男青年大多成家了，刚进的、或未来要进公司的大学生，年纪基本都比她小。
“脑海中，我期待的浪漫男友在二三线城市更可能实现；而在上海，你会不自觉地考虑物质条件，择偶相当困难。”张桃说，这并非自己势力，而是大城市的压力，尤其是供房压力，以及育儿费用，让她不得不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把“真心喜欢”这条择偶原则归为其次类别。
一线城市的“剩男剩女”，尤其是剩女现象已经凸显。去年，国内一家大型征婚网站发布了某二线城市大龄女青年恋爱报告称：这些年以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大龄女青年中，从“北上广”回来的人数急剧增多，同比增幅达30%。
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风起云涌的时候，找不到男女朋友，是住房压力、消费水平过高之外的另一条逃走的理由。可如今“重返北上广”口号嘹亮，外省青年择偶问题依然艰巨。
张桃判断了上海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出的择偶条件是：最好男方家里有房；如果没房，她可以和男方一起还贷供房，但前提是，他们两个的经济水平相加后，不会因为供房，延缓生小孩的计划；不会因为供房、育儿等问题，考虑是否要放弃每年定期的家庭国内旅游计划——在上海读书工作将近7年，张桃喜欢上海人对生活质量的讲究。
张桃对“买房”、“成家”的另一层期待是：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从大学到现在，我已经离开父母身边很多年了，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很想把他们接到我身边照顾，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
“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或许会还是会回老家发展，结婚、定居、生子。”是去是留，张桃又开始摇摆了。她担心还有一层，如果在上海结婚，今后子女可能要面临异地教育，而父母如果也来到上海，就面临异地就医问题。
张桃正努力参加公司的各类“社团”，比如羽毛球社团、围棋社团。她不喜欢运动，但她认为这是扩大社交圈的一个办法。暂时，她还没找到男友。
是去是留？矛盾的心态是张桃、苏世亭等外省青年的普遍感受。他们认为大城市是堵的、累得、贵的、挤的、排斥人的；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等死的……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从1989年生人苏世亭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心中一震。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这就是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野心勃勃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像是座“青春围城”，当然，关于物质与梦想之间的矛盾，不止见于在城市拼搏的外省青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亦是如此。诚然梦想比天大，但现实是，大城市的数量有限，它们是否容得下所有人的梦想？
蠢蠢欲动的“逃离”
当“北上广”的外省青年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北上广”城内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们蠢蠢欲动的“逃离计划”。
一个朋友，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在工作四年后，决定“云游四方”，起因是母亲离世，她认为“人生必须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认为光鲜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北京青年，在辗转了多个城市后，在云南停住了脚步。白天，他在酒吧里“打杂”，过着“打工仔”的日子；周末去村里给当地的孩子们上课，各种各样的课，英文课、地理课、音乐课，一切全凭心情。
很多人把这种选择归结为幸福感，一组数据可以道出普遍的情感：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他们集体“落榜”。
当然，也有人认为，幸福感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在大城市奋斗很有幸福感，有人觉得归隐农村，有一亩三分地很有幸福感。
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摇摆的人，觉得有段话说得“80%正确”：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面对这道城市选择题，答案是开放式的。
最近，那两个“逃离”的朋友分别回到上海、北京，准备重新穿起套装上班去。理由大致是：身边的朋友都去上班，没人陪着玩；另外，年纪大了，虽然自由职业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没有“四金”，没有安全感。
梦想最终得让位于现实？并不尽然。兴许以后的“去留之间”，好像手机内置的不同模式，需要间隙性地切换。
跨年之际，诸多人力资源公司开始做2012年人才趋势预测，最新分析认为，未来几年，人才并非“一刀切式”的流动，而是呈现结构性调整，人才的流动会和当地的优势产业联系密切。比如金融人才倾向上海，高科技人才倾向北京，工程与制造类人才倾向于广州、重庆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