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进与退的边缘，亦是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尽显疲态，新的发展模式尚待确立。然而，这条新的道路是什么？西方国家不知道，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
如果将英国衰落的征兆与今天的中国进行比较，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工业人才正在迅速流失。
制造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能力正在下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一方面，因为工业企业的薪酬太低，年轻人从事这些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同时，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太大，年轻人更乐于毕业后进入金融机构或者政府机关，而不愿意从事技术创新。从工资水平来看，我国目前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企业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年轻人从事这些领域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从工程师向高端管理人才流动的空间太小，即使是成为高级管理人才，与金融等行业相同级别人才的收入差距仍在10倍以上。而美国从80年代之后，尽管也出现了制造业空洞的现象，但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平均薪酬差距只不过扩大到了4倍。即便如此，美国社会已经感到形势极为严峻。
第二个相似性是中产阶层的萎缩。
事实上，30年的改革开放并不足以创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更多指的是“白领”或“知识分子”。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恶化。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形成中产阶级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这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中最具有冒险精神和创造力的阶层。他们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但又对现状不够满意，通常愿意投入更多的智力和资金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努力取得更高的财富和地位，从而激发起整个国家的活力。但在财富和地位流动渠道不足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创造力被压抑，无法释放出足够的进取性。
第三个相似性是贵族思想的回归。
封建思想在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彻底消退，与英国类似，贵族观念仍然在中国新的财富所有者头脑里根深蒂固，甚至有所回归。这明显的体现在权力与财富的血缘式传递模式之中。权力与财富的流动方式体现了文明的先进性。封建时代，权力和财富是以血缘或家族关系为核心进行分配与传递的，这将大多数人排除在了主流的资源分配体系之外。而现代社会追求的则是以平等竞争关系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将大多数人纳入到一个相对公平的资源分配体系之中，通过财富与权力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自由交接棒，形成社会的整体创造力。而中国前30年改革造就的一批财富所有者们，迄今为止依然习惯于前者，并且还在孜孜不倦的追逐贵族式生活方式。这种贵族思想的回归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将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英国是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才开始明显出现这些衰退征兆，而中国距离这一位置尚远。当时，英国内部的经济增长潜力早就出现了瓶颈，更多是依赖海外扩张，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殖民方式控制海外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庞大的英帝国体系已经难以维系，走向瓦解只是必然。
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今天的形势与100多年前的美国也有诸多的相似性。
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之后，突然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贫富分化严重，劳资矛盾突出；许多行业被少数企业垄断，经济失去活力；政府官员腐败现象突出，工商界与政界勾结等等。这些现象也一度被当时的社会精英们理解为衰退的前兆。
不过，美国作为后起国家与英国相比在文化上具有更强的自我修正能力。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在当时是价值观最为“极端”的一群人。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在新大陆落地生根，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已经与英国的贵族文化有了实质不同。美国文化里面贵族元素很少，今天的美国品牌很少去强调贵族血统，而是讲求创新、实用，这种价值观奠定了美国经济成功的基础。例如汽车最早都是手工打造，只是欧洲贵族们的玩物，用于满足绅士们对速度和虚荣的追逐。直到美国福特公司发明了大规模生产制度，才将汽车推向大众，使其变为普通人的交通工具。
许多人将美国的成功归结到精英文化上，但支撑这种精英文化存在的根基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平民精神。这与东方的精英文化有明显差异，东方文化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领导，而美式的精英文化更加关注普通人成长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均等。
正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主义，平民精神帮助这个国家占领了20世纪全球化的制高点。平民精神之所以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源于中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话语权。从气候变化的演绎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国全球化战略不断推进的过程，正是伴随着国内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思潮和反主流运动。
英美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或许可以暗示一个道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民众文化是否足够强大，是否保持独立性和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实力的变迁。英国的中产阶级曾经创造了奇迹，但他们逐渐丧失了独立性思维，这与国家的衰退几乎同步。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数次的社会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丰富了美国价值观的内涵，并将美国精神变成全球民众趋之若鹜的“美国梦”。
中国的情况如何？
迄今为主，中国尚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中产阶级，更没有形成可以向外输出的核心价值观。今天的低碳大变革，是一场起源于美国民间运动，发扬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全球化浪潮，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文化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影子，中国民众事实上处于这场全球化运动的边缘。因此，有些学者称中国应当成为全球低碳经济的领导者，这其实是单相情愿。整个低碳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几乎和中国无缘，中国又如何成为所谓的领导者？
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就不会有强大的价值观；没有强大的价值观输出，就无法成为领导者。毫无疑问，在低碳时代，中国仍将是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这种地位至少还会维持二三十年。唯一的变化是我们的压力和责任比以往更大了。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经历了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后，既出现了美国曾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出现了英国衰退时的迹象，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挑战。
尽管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危机，但并非没有崛起的机会，因为中国内部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百年前的美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必须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实施帝国战略；而英国则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海外扩张后，已经透支了增长的动力，日暮西山。相比之下，中国的“临界点”出现的更早一些。
旧的规则必须要变革，而新的规则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将当前面临的形势称为“秩序与混沌的边缘。”她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在GDP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与现实经济环境之间，人文与科技之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等诸多方面已经出现了相互脱节，并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混沌关系。这些关系聚焦于气候变化问题，酝酿出低碳经济这一全局性的解决方案。而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对低碳经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例如美国人称之为“新能源经济”，将其视为重塑技术竞争力的契机，欧盟欲借助于低碳经济重夺全球话语权和领导力，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发展权问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进与退的边缘，亦是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尽显疲态，新的发展模式尚待确立。然而，这条新的道路是什么？西方国家不知道，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
文/陈波 原题《中国崛起——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
心理延伸：
会员测试：哪只精灵一直守护着你？
心理FM：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希望
治愈情感游戏：心灵捕手 Inner 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