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人是一种需要相互认同的生物。当我们三观不一样时，还能互相宽容与尊重对方吗？ —— www.
What really divides us
起这么一个英文的篇名不是为了装逼，主要是因为我最开始设想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没从英文思维里回过头来。另外，我觉得中文写作现在也没那么小气，用一个外文短语做篇名完全无伤大雅。
可能是因为从小想法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对观念的冲突感受得特别深刻。最开始是关于学习的意义，我和同学，和老师都有过争吵。高一有一次我拒补（拒绝补课），耶稣（我的班主任）把我拉到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发现说不过我，于是我后面一年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第二学期期末，他在我的学生手册里写着：在我看来，你就是个没落的“贵族”。这句话让我结结实实挨了我父亲一顿皮鞭，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而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当然，在中国的语境里，很多人会说，这根本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态度的问题，我那样顶撞老师，绝对是不会做人，要是会做人，他根本不在乎你脑子里是不是要揭竿而起。这固然是一种解释。不过如果马斯洛说的是对的，那精神需求所带来的冲突至少会在人满足了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之后出现。事实上我认为，人类的精神需求不会等到生理生存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才出现，人类的精神需求以及观念冲突，在人成为人的时候已经相伴相生。
有人会问，你说的观念冲突，为什么我完全没有看到啊？也有人会质疑说，生理生存需求的冲突是因为资源不足所致，两个人都要同一个面包，当然会有冲突，而精神需求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读你的《圣经》，他读他的《论语》，何来的冲突？对于前一个疑问，我可以一句话解释：你的精神层面要么太低，要么太高，太低是低到完全没有精神层面的生活，太高是高到和光同尘，非一般人可比。后一个质疑看似有理，其实是没有看到精神冲突的本质：人是一种需要相互认同的生物，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是会为了承认而斗争的存在。我看《圣经》，他看《论语》，这件事本身当然没有冲突，但是当我希望更多的人皈依上帝，他希望更多的人信奉儒家伦理，冲突就出现了。这一种冲突，其实也算是资源不足所致，“认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下面我可以粗略列举一下几种观念的冲突，为了说得让一般人也能感同身受，我决定从最普通的说起。
世界观
在美国，关于世界观争吵得最凶的是进化论者和神创论者。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公立学校，老师到底是该教孩子说，人类是猿猴进化来的，还是该告诉他们，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代？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这样的困扰，这多亏我们的党信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无神论的。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因为世界观的问题和别人发生冲突。
中国人虽然大部分不信基督教，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相信中医。前阵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说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博士，相亲时用两个问题来筛选对象，第一个是：你怎么看待毛泽东？第二个是：你怎么看待中医？第二个问题说明了两件事：一是相信中医的人越来越多，二是反对中医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以前生活水平不高，大家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名头上的东西，中医西医，能治得好病的就是好医，毛时代的“赤脚医生”，就是中西医并用，颇能解一时之需。
现在，随着“养生”观念的流行，中医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一些对西医的程序化治疗抱有反感的人，负担不起昂贵的西医治疗费用的人，对民族文化有强烈认同感的人，常常会选择中医；同时，随着科学教育的普及，尤其是果壳网一类的科普媒体的兴起，“中医不是科学”的观念也在知识阶层里得到普遍认同（小壹：中医不是科学，中医也没必要是科学。科学是科学，但科学不是全部的真理）。
在各大网站，不管是门户网站还是社交网站，关于中医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医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无需借助任何西方的科学概念就可以解释，关于中医的争论，其实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中医的支持者认为，一些专家提出的“中医科学化”的说法根本不可行，中医科学化，等于自废武功，只有等死一途）。
目前我从来没看到有中医粉吵赢的帖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争论中使用的语言和概念依然是西方化的，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医粉也未见得真正地理解《周易》、《黄帝内经》里面的精髓：老弱残兵，还要在别人的战场上打，不输就没有天理了。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中医绝对不会因为在辩论场上的失败而退出中国人的生活，除非国家在制度层面彻底断掉中医的后路（比如禁止销售中药），否则相信中医的人还是会越来越多，关于中医的争论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
人生观
宗教冲突在西方十分普遍，所以作为宗教冲突之衍生品的世界观冲突在那里也并不罕见。相反，由于现代的西方人基本接受了个人主义文化，所以，人生观的冲突有时在他们看来挺不可思议的。这跟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中国人是这样来理解“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的：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做医生，有的人当老师，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但你要是说，有的人可以中途退学去创业，有的人可以选择不结婚生子，有的人不想拼命赚钱想尽可能去经历不一样的生活，那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听了是要摇头皱眉的，如果听的人是你爹妈，那他们估计要疯掉。我们最初关于人生观的争吵，基本就是和我们的父母，如果你和你的父母都不肯妥协，那你们可能终其一生都要为此伤害彼此。
在中国人看来，你的人生不只是你的，而是和你的家人甚至亲戚朋友连在一起的。一些社群主义哲学家也这么认为，不过他们的意思是：你需要借助你和家人、朋友和族群的联系来定义你自己的“身份”。而中国人的理解是纯粹利益上的，你走什么样的路，直接关系着你的父母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关系着你的亲戚朋友可以得到你多少提携和帮助。所以你想中途退学创业，你想不结婚生子，你想辞职去环游世界，你就是个自私的人，所有和你有关系的人都会明里暗里骂你忘恩负义。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年轻人很可能是世界各国的年轻人里，因为人生观的问题而遭受最大精神痛苦的。有自己独特人生观的年轻人必须不停地和家人、老师乃至身边的同龄人做斗争，有时不惜断绝关系，以争取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没有自己固定人生观的更可怜，这样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存在的根本动力，在遭受各种生活的痛苦的时候经常感到茫然无措（其实我还认为，一个人没有成型的人生观，大部分时候也是教育造成的）；最幸运的当然是那些既形成了自己稳健的人生观，也得到家人朋友衷心支持的年轻人，不过和前两种相比，他们肯定是少数。
传统观念认为，子女在人格上并没有真正的独立，他们是父母所生，在人格上隶属于父母，所以父母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是合理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中国年轻人与他们父母的这种人生观的冲突。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社会发展不足。“养儿防老”与“亲友互助”，是不发达社会内部自发的社会保障机制，只有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私人保险公司或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取代原始的机制，父母才不再需要儿女养老，每个家庭也才可以独立应付各种意外事故。就目前的中国而言，许多城市家庭已经符合这个条件。那些家境相对富裕的家庭，确实更容易宽容子女的独特选择。不过这对那些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怎么样，跟他们的后代有关，但跟他们自己没太大关系。有生之年，他们依然是被牺牲的一代。
感情观
其实感情观反映的就是人生观，不过在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有必要把它们分开来讨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像深圳这种地方，精神资源匮乏，感情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寄托，所以他们对感情的期望很高，但也正因此，他们更难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另一半，最后不得不“剩下”。其实不仅在深圳，全国的大城市都一样。结合前面所说的，年轻人普遍不希望在人生观方面和自己周围的人起冲突，所以感情观的多样性，成为有些人追求差异的一个出口。
不过后来证明，中国人在感情观方面，未见得就比人生观方面要更包容。没错，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裸婚，接受不婚主义，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同性恋（其实在西方国家，这应该是个政治议题或社会议题，反正不是纯粹的感情观问题，不过我发现大部分中国人确实是把同性恋看成对不同感情模式的“选择”问题，这实在有点吊诡，同性恋者之所以要求和异性恋者一样的权利，就是因为大部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其性倾向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闪婚的现象随处可见，中国的离婚率也在节节攀升，不过，这都是一些可以“做”，但却不可以“说”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固然不会因为做了这些事就被浸猪笼或被群众批斗至死，但要是你公开宣称你做过这些事情，并且认为无甚不妥，你还是有可能被口水淹死的。
上个月我在自己的豆瓣日志发了一篇写 爱情里的运气 的文章，本来想说沿袭的是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运气的思路，探讨一下爱情里错误归咎的问题，结果这篇东西反倒应了文章里所批评的，使我收获了平生最多最密集的“人渣”评价。我把它发给一些一起研究伦理学的小伙伴们，问，你们跟我说说这里面我犯了什么道德错误，他们说看不出，我说，那是不是我们的研究范式有点问题，跟一般人的道德直觉过分脱节？后来其中一个说，他们可能也觉得不是道德的问题，只是很多女生想起以前遇到过你这样一个人，再想到自己受过的伤害，实在控制不住。
打我周围开始有女性朋友开始，我就不断和其中的一些发生感情观的分歧。一般都是这样，当我提到我不想结婚，或者说，就算结婚也绝对不做房奴，她们辩论的兴致就产生了。在列举了各自的理由之后，她们往往要狠狠地说一句，你这种观念是没有女人会喜欢你的，或者说，你还是去找外国的女人吧。我说以前有过中国的姑娘喜欢我，以后也还是会有的。她说，那是因为她们傻！我说，难道你觉得你能代表所有中国女性？她说，女人需要安全感！我说，没错，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认为安全感不需要婚姻或房子来保证，我要找的就是这一种独立的女性。她们说，我再说一遍，你是不可能找到的，除非她们弱智！
当然，有一些女生认为，你不结婚没关系啊，你别招惹姑娘呗。偏偏我又不乐意。因为在我看来，这事情只要你情我愿，又没有欺骗，别人完全管不着。至少从两三年前开始，每次我喜欢上一个姑娘，都会让她知道我的不婚主义倾向，也会跟她暗示或明示，我谈过不少次恋爱，让她认真考虑。我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交代过后，她最后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后面经过我舅妈的提醒，我意识到有些女孩子没什么契约意识，而且还喜欢飞蛾扑火，所谓的“事先说清楚”，对她们没太大作用。这样，有时我会替一个女生做决定，如果她让我觉得她是很想结婚的，那我还是不会去招惹她。
曾经有一个女人听完我这一番说法，说，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但要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想，我们女人怎么办呢？你们男人玩到多少岁都可以，因为你们的魅力和你们的青春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女人能得到多少疼爱，跟我们的容貌青春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碰到的唯一一个和我持相反观点，但又愿意理性地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女性。所以我非常重视她给出的理由。我不能劝她学会享受孤独，因为这是我人生观，不是她的，我不能把我的人生观强加给她；我也不能虚伪地说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知性的魅力会增加，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男人确实是外貌协会。我只能很老实地对她说，对于她的这个困扰，我目前没有解决办法，只有随着社会资源在男女之间的进一步平等分配，男性的外表才和女性的内涵才会越来越得到异性的重视；但在这个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社会，女人不可能再通过传统道德逼男人对她负责，把男人绑在家里，女人只有实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才有获得幸福的可能；即使这样，幸福也依然不是必然的结局，而是运气，只有在运气允许的范围内，幸福才是可以“经营”的。我和你一样，都在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和你不是对立的。
我相信她最后还是能懂的，她是这样聪明的女人啊。
道德观
我们伦理学界，从来就没有哪一种理论真正地一统天下。在规范伦理学领域，怀疑主义者，是所有规范伦理家的死敌。在规范伦理学家内部，最大的两派是康德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帕菲特认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可以自成一派，而且他致力于将三者整合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成不成功不好说。在元伦理学领域，分歧就更多了。站在最外面的是各种非认知主义者，认知主义者里分自然主义者和非自然主义者（直觉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自然主义里面又分还原论自然主义者和非还原论自然主义者。在《论真正重要之事》中，帕菲特把直觉主义以外的元伦理学流派都批了一遍，论证通畅，但非常暴力。
好吧，这是我们学院派的纠纷，但你不要以为对于一般人来说，道德观的冲突就不存在。我的微博微信也加了一些以前的同学，我仔细观察过，他们在道德上和别人发生的冲突，基本是和感情有关的，比如谁谁背叛了自己，比如自己对恋人说谎啊之类。这些争论最后经常因为双方缺乏道德说理的技巧而不了了之，围观者依然凭借自己的观感来确定对错。我学术圈外的朋友大部分是文化人，而且是自由派。这些朋友，我很客观地说，基本是双重标准的道德虚无主义者或道德相对主义者（主观相对主义那种）。道德虚无主义者说，道德就是狗屁，而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道德是自己的事情，无法用自己的道德观去强求他人。这些说法看起来很合自由派的眼缘，而且在中国这样经常发生舆论“道德绑架”的国家，这些态度有一定程度的消毒作用。不过我对“道德绑架”的看法倒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认为“道德绑架”之所以错误，并不是因为道德是狗屁，或者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比如说，违背承诺这种问题，怎么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而是因为，舆论所挟以自重的“道德”，往往是错的，或者说，即使是对的，他们表达这种道德判断的方式也有问题。我之所以说我那些朋友是双重标准，是因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还是以某种道德普适主义者的标准来与人交往，或发表其他言论，比如说，他们都会赞成，无缘无故看一个人不顺眼就暴打他一顿是错的，不过他们会觉得，这是个法律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但他们又不是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律有不少都是恶法而没有遵守的义务），他们在许多场合都承认存在着普适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当然不会是法定权利。认为不存在普适的道德和认为存在普适的基本权利（非法定权利），无疑是矛盾的。他们的观点要解释得通，只有将“道德”定义为传统道德才可以。
上面确实是一种学究式的讨论，不过有一个时期，我真的对道德相对主义者甚至功利主义者恨得牙痒痒，仿佛道德相对主义者就真的会在暴打一个无辜者的时候想着，每个人的对错标准都不一样，只要我认为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仿佛功利主义者真的就会为了救五十一个人而杀害四十九个人。不要以为一般人会比我更好，我经常听到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绝交的理由是：“他人品有问题！”而且他们认定这是最正当的理由。至于什么样才叫人品有问题，他们却懒得讨论。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道德常常代表着他最看重的那些原则，如果他和另一个人在道德观产生分歧，那他们因此分道扬镳实属平常。有些害怕冲突的人会故意掩盖这种分歧，长远来说，这对一个人的“人格健全”反而不利。
政治观
我把政治观留到最后来说，是因为这种冲突离一般人最远，却又是对未来的中国来说最危险的。四十多年前，我们曾经爆发过全民的政治狂热，给几代人留下巨大的梦魇。现在当局有意识地在抑制政治讨论，希望继续“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这十年来，在QQ群上，在一些边缘的网站上，最后是在微博上，这样的讨论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就我的了解，在低端圈子，“五毛”和“草泥马”（以前叫“汉奸”或“网特”）的对垒至少从零八年就开始了。“左派”和“右派”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但是为了方便一般人理解，我还是用它们来作初步区分。“左派”里有保皇党、皇汉、新左、毛左，这几年加了一个施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右派”，或者说，自由派里，一般有左翼自由主义者（“左棍”）、右翼自由主义者（“右狗”）、儒家宪政主义者和基督教宪政主义者，最近我还多听说了一个派别，叫新墨家。自由派里有“左棍”和“右狗”，这也是“左派”和“右派”的标签近年来不太流行的原因。在“右狗”里，还有古典自由主义者与自由至上主义者之分，小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分，哈耶克粉与米塞斯粉之分。儒家是最分裂的一个团体，一些施派儒家沉迷于政治神学不能自拔，并且和当权者保持某种暧昧的往来，而像秋风这样从哈耶克转向儒家的民间学者，常常被前者骂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的人物，“骨子里还是哈耶克主义者”。
这么多派别可谓百花齐放，精彩纷呈，这是看客的观感，但在他们之间，即使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至少也是互相嗤之以鼻谩骂不已。去年北航的韩德强在游行的时候掴了一个老人一巴掌，原因是他认为后者侮辱了毛，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世界观一节里写到的留洋女博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毛泽东”，她是反过来，要把对毛持正面评价的人筛掉。这两年周保松先生在《南风窗》等媒体发表了不少传播左翼自由主义的文章，在微博上遭受的最猛烈的攻击不是来自毛左或新左，而是来自同属自由派的右翼自由主义者；我们圈子里因为政治观分歧而撕破脸皮的事比比皆是，我本人也并没有更“宽容”，因为常年攻击施派的两位代表，我和读研时的室友基本不再往来。前阵网上流传着一篇刘国师的讲稿，似乎是要将毛确立为国父，并要求自由派认同，今天看了他亲自校对的讲稿版本，发现是误解，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很清楚：对于很多自由派来说，宁可和左派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也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
很多人关心的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宪政”，我关心的是“实现宪政后，我们如何共处”，我相信托克维尔说的，一个政治共同体要维持下去，除了有共同的宪法和法律，还需要一些情感性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可以是共同的集体生活方式，共同的民情，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习俗，或者共同的集体记忆，但选毛这样一个争议极大的人做国父，绝对搞不出“基本共识”。前阵自由派、新儒家、新左派各派的代表学者弄出了一个“牛津共识”，我看了一下，实在过分单薄，等于什么也没说。当然，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连“宪政”这个基本的共识也无法维持。对于很多国家主义者来说，宪政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阴谋。我有时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到有什么自由派能接受的“共识”可以获得毛左和施派的认同。刘国师自己有一个计划，他要彻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启蒙哲学的是非对错，以治愈“共和百年”的“精神内伤”，对于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我十分怀疑。
我还有另一个“悲观”的理由。有一种想法认为，只要社会由一种学说来主导，也就是说，在一个特殊时期利用政治权力将一种学说提升为国家的基本共识，我们的分歧都将逐渐消失，或者变得不足挂齿。历史证明这种想法过分天真，即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儒家内部的各种派别依然斗争不止，而且派别也越来越多，在明末，光是心学里的王学就有不知多少个支脉；在新教尚未从天主教分出之前，天主教内部也早已出现各种“异端”，宗教法庭和火刑架，也阻挡不了人类思想的支流漫溢。你不允许自立门户，他们就以“论”、“注疏”、“解释”的方式旁逸斜出，所以金里卡批评桑德尔说，对一个传统的“解释”的自由，其实也就是思想自由的一种，何必舍近求远？秋风说，以后中国的各种思想争论会逐渐以儒家内部各种流派之争的面目出现，我觉得不会，因为后者是人类思想在强权之下的扭曲状态，而并非固有之常态；而且，根本的问题是：即使硬来，这样的办法也不能为中国建构真正的“共识”，在资讯发达的年代，多元主义（并非伯林意义上的价值多元主义，而是事实上的多元主义）是无法避免的。就算自由的声音被淹没，反抗的思想依然会在一个一个不羁的神经元之间悄悄传播，在一个一个有血性的灵魂内部默默燃烧。
结尾
写到这里，有人会说，我真是小题大做，从男默女泪写到政治哲学，难道是为了将不同类型的读者一网打尽？我对读者倒没有特别的挑剔，我只是觉得，尽管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个层次，但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已经饱受观念冲突之苦。有自己成型观念的人固然必须面对各种“敌人”，那些有意逃避观念的人活得也并不快乐，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总会不知不觉爬进他们的脑海里，比如，“你想要过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比如，“你身边发生这么多不正义的事情，你真的可以安心过自己的生活吗？”，比如，“对于人类的苦难，你真的觉得与你无关吗？”逃无可逃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精神最痛苦的时候。
对于观念的匮乏，简单的建议当然是让他们“读书”，对于观念的冲突，简单的建议是让他们“宽容”。不过，什么叫“宽容”？可能不同的人的理解还是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只要不把你干死，留你一条命，已经是很“宽容”了（一个犹太教徒对一个新纳粹主义者，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态度）；有的人认为，对立冲突的各种派别要可以坐下促膝谈心，相谈甚欢，那才叫真正的“宽容”（某些圣母和平主义者真的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两者都不现实，任何时候只要不诉诸肢体暴力以及高强度的精神伤害，那就很“宽容”了；而且我鼓励年轻人培养属于自己的观念（我不说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这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很难被一些特殊的宗教派别接受），正视各种观念冲突，不是要去认为这些观念都一样正确（这是我和伯林之类的价值多元主义者的区别），而是要看到，多元的冲突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即使是强权也没法完全消灭。
在确立了基本的“宽容”之后，剩下的，只能交给“思想市场”去优胜劣汰了。我可以把那套“运气论”再延伸一下：在“宽容”的状态之下，“和平”也并不是一种必然，而只是一种运气。就像我们面对个体多变的人生需要勇气一样，我们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去帮助我们面对多变的人类集体生活。
文/camus （微信：心灵治愈课，zhiyu365）
原题《What really divides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