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Mahmoud Elkourd
译/冷门的少年
最近一项全国性调查的结果显示（译者注：美国），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对社会机构的信任，已经降到了三十年来的最低点。这个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心理科学》期刊上。
“与1970-2000年间的美国人相比，当今的美国人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更低，并且对诸如政府、媒体、宗教组织、学校、大型公司等社会机构的表现越来越失望。”文章主要作者、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家Jean M. Twenge解释道。
Twenge等发现，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贫困率升高时，民众的“公共信任”（public trust）也随之降低，即社会经济因素（收入差距）也能够对“公共信任”产生影响。
“当富人变得越富，穷人变得越穷，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也越来越低，”Twenge说，“人们有一种感觉，感到某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财富，所以才能够出人头地。随着收入差距拉大，这种感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比如说，在前一阵子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喊出的口号就是‘财富都被1%的人窃取了’，就是这个道理。”
Twenge等试图找出，在过去40年里，社会文化变迁是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变化的。所谓社会资本（译者注：social capital，资本的一种形式，指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通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可以说是对维系民主社会运行至关重要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公共信任’则是社会资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了测量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公共信任”程度，研究者们对两项大型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即开展于1972-2012年间、针对成年人的“普通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of adults）和开展于1976-2012年间、针对十二年级学生的“关注未来”调查（Monitoring the Future）。这两项调查的数据总共包括了超过14万名被试。每项调查中，都有测量了被试对于人与人之间信任、对于大型社会机构信任的程度。
分析结果显示，在1972-1974年间，有46%的成年美国人赞成“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到了2010-2012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3%；同样地，在1976-1978年间，有32%的十二年级学生赞成“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到了2010-2012年间，只有18%依旧赞成。
人们对社会机构的信任则经历了起落的过程，对两项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都显示，人们对社会机构的信任分别在1980年代末期和2000年代早期达到过高峰（译者注：分别对应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但是在2010年代早期（即现在）则跌到了最低点。
这种对社会机构信任的降低表现在多个领域，包括不再相信媒体、医疗机构、大公司、大学、国会等等，不过，唯独在一个领域例外，即人们对于军队的信任反而逐渐上升。
研究者们进而发现，“公共信任”程度的变化走势，与收入差距和贫困率变化的轨迹非常接近。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十二年级学生中，当被问及“是否信任社会机构”时，选择了“不知道”的被试的比例逐年上升。Twenge等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揭示了青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渐降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资本的降低，
“今天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更加乐观，但是对他人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在成年人当中，也有这种趋势，说明这不是一个因为年龄不同而引起的代际问题，而是时代变迁下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Twenge评论道。
尽管这项研究具有文化特殊性（即只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情况），不过其仍然揭示了过去四十年间美国社会的变化趋势。
“这种变化（即社会资本降低）对民主社会来讲，可不是一件好事，”研究者们总结道，“民主社会的政府，本质上应当是少数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译者注：无论是大多数人不再信任少数人，还是少数人不再代表大多数人，都会对民主社会的运行产生损害）。”
原文：Public Trust Has Dwindled With Rise in Income Inequality
作者：Anne Treisman
来源：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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