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筱懿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可每当读到这句，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青梅竹马，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以至于很多年后，费老依旧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费老来看她，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
怀旧或者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
送别费老时，比她还年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原本温情的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过这些钟书先生的身后事，再去看她写的那些话，感触完全不同：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看过了太多轻飘飘的爱情，而一个能写会说的经典才女的情谊，从来没有停留在言辞，她既有言语的浓烈，更有行为的厚度——甚至，正是在行为的支撑下，言语才浓烈得有厚度。
真正的爱，向来不仅是说得好听，更是做得好看。
前段时间，朋友圈里一个软妹子转发了条微信，标题是《最打动女人的十句话》，我好奇点开，这些打动女人的话包括：
“陪伴，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我一直都在。”
“你的腿一定很累了吧，因为你在我脑海中已经跑了一整天了。”
“无论她有多大错，她开始哭的一刹那就是我错了。”
我不知道多少女孩会被这些话打动，但是，至少，这些话打动不了我。
不管需不需要都在，那不是陪伴，那是骚扰；在别人脑海里跑一天，那个“别人”未免太闲了；而哭，往往只是情感宣泄，起不到多大实际作用。
但是，从她转发的这条信息，我突然明白了少女和熟女爱情观的差异：少女是听觉动物，爱情对她们来说是“谈”恋爱，语言表达具有决定性作用；熟女是感觉动物，她们明白真正爱你的人没空说很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就像金星说的：“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她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祝福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什么破工作别干了，跟我回家’的人在一起，我们都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是的，熟女们大多走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而少女，却基本都停留在耳听爱情的年纪，就像转发这条微信的姑娘，她每一次恋爱都很投入，却没有一次结果完满——我说的完满绝对不是结婚，结婚不是评价感情价值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好的感情会让人成长和成熟，但她的爱情不是，她在每一段关系中都或多或少被伤害。
而那天，看了她转发的内容，我多少有点了解她，以及和她类似的那些姑娘被伤害的原因：爱情虚实变幻真假相掺，一个人的心、口、手可以分离，真正的爱从不停留在长情的告白，而在于长情的体恤和疼爱，最廉价的，就是那些只停留在口头的关切和承诺。
人精力有限，某一方面特别优秀肯定对应另一方面的短板，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的男人不太会做事，太会做事的男人没有精力甜言蜜语，就像聪明的男人多少和“老实”不大沾边，而厚道的男人大多有点木讷不善言辞一样。假如你需要的是踏实可靠的男人，往往要容忍他敏于行短于言的弱点；而如果你喜欢听漂亮话，就要接受这个男人的漂亮话不仅说给你一个人听——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让才华锦衣夜行的低调，是个特长总要炫一下，尤其是会说话的特长。
而一个男人，有多少口才用来表达爱你，就有多少口才狡辩不爱你。
就像当年李敖从刘会云移情胡茵梦，胡茵梦问他怎样向刘小姐解释，他的话连最会写的胡小姐都绝倒：“我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
从容到几乎无法反驳的狡辩。
从男人的角度，可以把这理解成真性情；可是，我是女人，我把这理解成劈腿，一个会说话的男人劈腿，真是让人连倾诉都觉得无语。
停留在口头上的爱情，犹如远距离的精神依赖，很容易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之后灰飞烟灭；而有执行力的爱情，是生活中无限靠近的相看，是细节磨合碰撞之后的体谅，也是现世琐屑的分担。
1937年5月，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她的父亲欣喜地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家务的新爸爸炖了鸡汤，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妻子吃。杨绛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真正的爱情，可不就是行动的奇迹？别人眼里再不能做的事，到了她这儿，便一切都开绿灯。
那天，我想了想，还是给软妹子发了条私信：说的人只是动了嘴，听的人却动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