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德国《移民法》颁布一项新规定，凡是申请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移民，均需通过有关德国历史、人文知识及政治制度的“入籍测试”。这项“入籍测试”首先在黑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州试运行，德国浪漫主义风景大师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的油画《吕根岛的白垩岩》，赫然出现在黑森州率先公布的100道考题中。对于外国移民来说，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也许算得上是一道偏题，但事实上，这位生前寂寞、死后评价几经沉浮的德国艺术家，早已与举世闻名的《吕根岛的白垩岩》一样，成为德意志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黑格尔说：“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弗里德里希的画正可看做是对黑格尔这一论断的明证。尽管画家描绘的是山林、云雾、大海、帆船、荒野、墓地和残雪，但他要表现的却是灵魂深处的孤独与寂寞、惆怅与疑惑、诗意与浪漫、崇高与庄严。他说：“画家不该只画眼前之所见，而更应画内心之所见。如果他心中无物，那他就应该停止画眼前之物。”在弗里德里希的内心深处，始终洋溢着“德意志民族精神”，其作品中独具特色的史诗般的北部风景以及风景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身着德意志民族服饰的人物，都充分显示出画家根深蒂固的“德意志意识”。我们知道，弗里德里希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既生机勃勃又动荡不安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激起了德国知识界进步人士的热情，而拿破仑的军队对四分五裂、腐朽不堪的德意志的征战，也赢得了渴望文明进步的欧洲政治新秩序的德国文化界人士的一致喝彩。歌德、贝多芬、黑格尔、海涅、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曾表达对拿破仑的崇拜敬仰之情。而弗里德里希，这位同样沐浴在资产阶级革命光辉下的艺术家，却在他当年的书信中明确表达了对“我的祖国的敌人”的憎恨之意。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弗里德里希以他的画笔发出了虽微弱却坚定的呼声。
作为德国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的创作表现出与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的巨大差别。被称为“浪漫主义的狮子”的德拉克洛瓦在作品中表现更多的是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他的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便是对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经典之作《悲惨世界》中法国人民最后推翻封建王朝的“光荣的三天”的讴歌。德拉克洛瓦以他狂放不羁、饱蘸激情的画笔，描绘出古今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借此表达对自由、民主的认同与赞颂；而弗里德里希则将目光回收到自己的内心，以沉静伤感、庄严内敛的独特语言，描绘个体的孤独、忧郁，以此揭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阵痛以及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个人的彷徨与迷茫。这又涉及文化史上有关“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而“积极”与“消极”的选择，不仅与“进步”与“复辟”、“文明”与“野蛮”、“革命”与“反革命”息息相关，也与艺术家的个性气质、人生经历密切相连。德国的浪漫主义，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绘画上，表现出的往往是“消极”、“病态”（歌德语）的面貌，然而它的实质绝不是“复辟倒退”，而是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表现。这种浪漫主义强调艺术的主观性和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具有一种“现代”品质。就像提出“诗人任凭兴之所至”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意味着一种更为现代的风格，一种更为现代的体验方式”。
在以往的评判中，人们习惯于将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置于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热衷于分析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却绝非如此单纯，而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尽管歌德将浪漫主义贬为“虚弱的”、“病态的”，但他的《浮士德》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海涅将浪漫主义视为“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说它是“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但他的个人创作却是从浪漫主义起步的。德国的浪漫主义创作正是从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中获得了精神养料，最初的德国浪漫派曾在沙龙里掀起歌德崇拜的热潮，而歌德却在两者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的沟壑。具体到画家弗里德里希，一开始歌德对他的画作赞赏有加，但后来却发展为彻底的否定，甚至扬言：“人们应该把弗里德里希的画放到桌子的边角上砸烂，这些东西必须加以制止。”歌德当时是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说这番话的，而今天的人们已不必再将歌德的这种偏激奉若神明。
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充满了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宗教的虔诚来实现的。
《山上的十字架》（又称《特辰宫小礼拜堂的祭坛画》）是弗里德里希的第一幅油画作品，这是应女伯爵图恩之请而绘制的一幅祭坛画。画面构图采用了哥特式教堂玻璃窗的造型，前景是枞树环绕的山峰、立在山上的十字架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背景是漫天的彩霞。三道探照灯似的强烈光束自山后射出，直指天空。精心雕刻的涂上了金粉的棕榈树造型画框也体现了艺术家的独到匠心。5个小天使从棕榈树叶间探出身子，惊奇地向下张望，一颗金星被置于画框的最上方，而在下面的画框上，以谷穗和葡萄枝围绕的上帝之眼正放射出光芒，仿佛正在俯视尘世的芸芸众生。将风景画作为祭坛画的做法，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因此此画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弗里德里希似乎还嫌这一“革命性的”创造不够刺激，于是在1808年圣诞节期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他的画室里展出了这幅作品。弗里德里希有意将画室布置成一个具有神秘气氛的展室。《山上的十字架》被放在铺有黑布的桌子上，在摇曳的烛光下向人们透露着令人诧异和惊恐不安的气息。历史画家格尔哈德·冯·屈格尔根的妻子曾以她感性的文笔记下了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当大家走进这个房间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那些平时喜欢大声叫嚷的人此时说话的声音小得像在教堂里一样。”尽管这幅极具挑衅意味的作品也遭到了一些猜忌和指责，但却得到了包括《经典与时髦》《雅致世界》在内的诸多报刊的肯定。初入画坛的弗里德里希便以艺术革命者的姿态凭借他的“精神风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成功之门似乎已向弗里德里希敞开。1810年，弗里德里希的两幅作品《海边的僧侣》和《橡树林中的修道院》参加了在柏林美术学院举办的展览，普鲁士皇太子收藏了这两幅作品。《海边的僧侣》表现的是令人敬畏的自然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卑微与渺小：布满乌云的天空占据了绝大部分画面，将大海与海滩挤压成窄窄的横条。一位身着长袍的修道士小到不能再小的身影，孤独地立于天昏地暗的海滩。空寂浩渺、沉重压抑的氛围，在观者接触到画面的一刹那，将之带入无边无际的恐惧之中。诗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曾于1810年记录下在这幅画前的感受：“我自己仿佛也成了方济会的僧侣，可是在我的目光前方，却看不见一点大海，世上再没有其他东西比画中的这个地方更能让人悲伤和沮丧了。”《橡树林中的修道院》是弗里德里希描绘废墟的代表作，其原型为建于14世纪的埃尔德纳修道院的遗迹。残损破败的哥特式修道院废墟，孤独地伫立在干枯的、张牙舞爪的、稀疏的橡树林中，冬夜清寂的月光增添了画面冰冷、肃杀的气氛。画中的人物在昏暗的夜幕笼罩下，鬼魅般地移动着。前景中斜插的十字架暗示了死亡的主题，残垣四周也许就是僧侣们的墓地。画中所表达的，也许就是画家对于死亡的一种宗教体验。
1914年，弗里德里希为“爱国艺术展”送交了《森林中的猎人》（又名《杉树林中的法国龙》）。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之中，站着一个身着法国服装的猎人，奇怪的是，这位猎人却长着一个类似于“龙”的脑袋，而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一种代表邪恶的低等动物。这位面向树林、背对观众的猎人，在参天大树面前显得那样渺小和脆弱，在他的身后，一只乌鸦警觉地站在被砍伐树木的木桩上，仿佛在监视着这个法国人的一举一动。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最终以1813年“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中拿破仑的失败而告终，这是德意志民族第一次联合作战，振奋人心的胜利唤起了德意志民族爱国主义的热潮。弗里德里希的这幅风景画就创作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其隐喻、象征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雾海中的漫游》中，弗里德里希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画中，云雾缭绕，群山巍峨，一位背对观者、被有意放大了比例的人物站在画面正中的高山之巅，其思想者的姿态、“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使人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位引领者，带领观众跟随他越过被他踩在脚下的云雾，将目光投向远处若隐若现的连绵群山，让思绪自由升腾于浩瀚无边的茫茫宇宙。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站在汉堡美术馆这幅作品前的情景，仿佛不由自主地被那个神秘的、英雄般的背影所吸引、迷惑，我长时间地站在那里，深深地沉浸在画家超越自然与宗教、与天地对话、与上帝沟通的浪漫情怀中。那种感觉时至今日仍盈盈于心。这就是弗里德里希“精神风景”的魅力所在。
本文开篇提到的那幅《吕根岛的白垩岩》（1818年）是弗里德里希于蜜月旅行结束后创作的一幅温馨之作，荡漾着细波的蓝色海水、在风中摇曳着的树木的绿色枝条、晶莹的白垩岩、身着红衣的女子、头戴老式帽子的青年男子以及趴在地上膜拜的老者，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性、象征性的整体。这之后，弗里德里希又创作了《在帆船上》《望月的两个男子》《清晨》《傍晚》等充满温情与诗意的作品。《望月的两个男子》的主人公是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学生奥古斯特·海恩里希。他们身旁的山间小径象征着生命之路，他们就是由此而来。折断的橡树是死亡的象征，而渐渐满盈的皓月则象征着光明的希望。画中人物身穿“看上去图谋不轨”（弗里德里希语）的“古德意志服装”（这种服装在1819年已被宣布禁止），站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暗喻黑暗现实中的望月人，只有解放他们的思想，才能到达无限的光明之所。画家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对诸侯割据的不满以及对统一的民主国家的向往之情。
《冰海》（又名《遇难的希望》）作于1823年~1824年，描绘的是一艘船消失在咆哮撞击的浮冰之中的海难景象。画面中，尖利、破碎的冰块堆积着、纠缠着，指向天际。在浪漫主义作品中，船往往是生命之旅的象征。弗里德里希将强势的自然与失落的文明纠集在一起，无限与广阔、孤独与破败。在这种对抗中，冰天雪地的风景成为诠释时代命运的载体。此作被视为弗里德里希的代表作，也被视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
“闭上你的肉体之眼，让精神之眼首先注视着你的图画，发掘出你在黑暗中看到的东西，这一切有助于你由表及里地观察事物。”弗里德里希的创作并不固守传统的透视法则，其风景与人物的大小比例、远近关系依据他的具体需要而定。弗里德里希所描绘的，从来不是具体、真实的自然景色，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的风景“拼贴”组合在一起。因此，观众不要指望能在现实中找到弗里德里希所描绘的风景。事实上，被西方批评家称之为“烹调大师”的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全部是在画室中完成的。画家所描绘的，是自己心中的风景。这种自在自为的风景背后，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支撑。“我赋予卑微以高深，俗常以神秘，已知以未知的威严，有限以无限的灵光。”弗里德里希的“精神风景”正是对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提出的这种浪漫化进程的呼应。
1835年，弗里德里希创作了《人生的阶段》，这一年画家61岁。画中的5个人物分别是画家、画家妻子、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画家的侄儿。近景中那位面向大海、背对观者、手持拐杖、白发苍苍的老者，便是弗里德里希本人，他身穿民族服装，头戴老式礼帽，正向着大海缓缓走去。海上远近不同、大小不一的5艘帆船，象征着这5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而画面正中那艘最大的帆船则象征着已迈进老年的弗里德里希。就在这一年，弗里德里希因中风瘫痪在床，不得不告别他心爱的画笔。而此时，弗里德里希以及同时代其他浪漫主义画家，例如以装饰意味见长的菲利普·奥托·荣格、寄情于宗教的拿撒勒派代表画家弗里德里希·欧沃贝克等，都因不合潮流而逐渐被世人冷落、遗忘。描绘舒适安逸的市民生活的比德迈耶尔画派，以顺应时代潮流的崭新姿态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在弗里德里希深受病痛折磨、晦暗寂寞的最后岁月，只有一位超级粉丝仍不离不弃地继续收藏他的作品，这个人就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沙皇对弗里德里希“精神风景”的迷恋，不仅使晚年的画家摆脱了生存困境，也使他获得了最后的精神安慰。
1840年，65岁的弗里德里希逝于德累斯顿。他的好友兼画家、医生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在悼词中对他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以坚强的性格，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始终如一地在作品里表现着充满忧郁、永远富有精神活力的浪漫诗意。”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弗里德里希的“精神风景”在1906年的“柏林世纪画展”上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绘画更是与尼采的哲学、瓦格纳的音乐一样，被第三帝国的当权者奉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化身。第三帝国倒台后，弗里德里希又一度遭受被质疑、被唾弃的命运，甚至有人将他称为“希特勒的开路先锋”、“梦想净化世界的画家”。1974年，在德累斯顿和汉堡分别举办了纪念弗里德里希诞辰200周年的展览，人们开始客观公正地重新审视这位画家的“精神风景”。20世纪90年代，在“回归浪漫”的热潮中，弗里德里希的“精神风景”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肯定。2006年，汉堡美术馆举办了题为“弗里德里希—浪漫主义的创造”的大型回顾展，展出了画家的80幅油画以及100多张素描与水彩。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慧眼识珠，使得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俄方为这个在汉堡举办的展览提供了大量的展品，其中包括1830年~1835年画家为沙皇继承人亚历山大设计的一组表现尘世、宗教和天堂音乐境界的透明画的3幅设计草图（这组透明画于1836年被运到圣彼得堡，遗憾的是，至今已下落不明）。这次回顾展，使人们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了弗里德里希的孤独灵魂以及这颗灵魂所依傍与颂扬的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在中国美术馆2008年5月14日至7月2日举办的“灵动的风景：穿越德意志艺术天空”的展览上，中国观众与弗里德里希的作品有了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如今，一个名为“启蒙的艺术”的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这个展览上，弗里德里希的“精神风景”再一次来到了北京。
弗里德里希的“精神风景”以其静穆、诗意的宗教情怀和丰厚、深刻的精神内涵成为后世艺术家取之不竭的灵感之源，因此他被称之为现代艺术的先驱。德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社会雕塑”创造者约瑟夫·波伊于斯（Joseph Beuys）、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乔治·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等，都曾受到弗里德里希的深刻影响。1998年，巴塞利茨为德国联邦大厦创作了巨幅油画《深渊边上的弗里德里希笔下的女子》，画中那9个倒置的年轻女子，尽管已“面目全非”，但的确是以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素描《深渊边上的女子和乌鸦》为蓝本的，那是巴塞利茨以他独有的方式对弗里德里希表达的一种敬意。而基弗，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将弗里德里希请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无题》（1969/1970年）是基弗以纳粹统治者欣赏和肯定的弗里德里希式的构图与风格绘制的一幅油画，在以蓝天碧海作为背景的画面中，身穿白衣黑裤的基弗站在海边的礁石之上，右手举起，正在行纳粹军礼。这是对秉行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纳粹文化政策的一种反讽，也是对全体德国人的集体沉默和集体遗忘的一种警示与挑战。当年，弗里德里希的绘画由于曾为纳粹所肯定和宣扬而遭到人们的误解，之后，基弗又因其运用直接而极端的方式、直面纳粹阴魂的做法而饱受猜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艺术家只能左右自己的创作，却无法左右社会的评判。正所谓“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但艺术家始终会遵从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还是基弗说的好：“我觉得需要去唤醒记忆，不是为了改造政治，而是为了改造自己。”弗里德里希若是听到这句话，想必也会赞同。
在鳞次栉比、由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组成的城市风景中，人们渐渐迷失了自我，沉沦于精神的荒原。而弗里德里希那崇高庄严、充满诗意的“精神风景”，俨然已成为孤独者灵魂的皈依。孤独永恒，“精神风景”亦永恒。于是，弗里德里希，这位孤独忧郁的浪漫主义者，在他所处的时代虽未获得应有的荣耀，却在当今获得了精神上的共鸣，找到了灵魂的同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