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女诗人蔡琰，存世作品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多数学者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骚体《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为后人伪托之作。如此，蔡琰虽仅握有一首诗的著作权，却被文学史家们郑重地写进了由男性作家充斥的文学史中，这一奇观足以说明《悲愤诗》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悲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以女性的心理、视角观察、叙述亲历事件，给长篇叙事诗开辟了新的视野。
一、揭示“女性难民”眼中的离乱现实
与建安时期许多诗作一样，《悲愤诗》也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它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曹植的《送应氏》等诗作一起展示了离乱现实的惨痛画面。细加辨析，我们会发现，《悲愤诗》在这组题材相近的诗歌中毫不逊色，而且有着其他诗作无法取代的魅力，这正是它特定的女性视角所致。
就民生苦难的表现而言，曹操、王粲等人毕竟只是苦难的旁观者和凭吊者，《蒿里行》等诗是以对史实的概括力与选取场面、细节的典型性取胜的，若论战乱情境的真切、下层民众在战乱中灵与肉所受的戕害这两个方面内容的表现，则远不及蔡琰的《悲愤诗》。蔡琰因董卓作乱，瞬间由一位出身名门的才女沦落为一个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的难民，特殊的遭际，满腔的悲愤，使她能够将身历其境的真实感受饱蘸血泪凝成诗行：“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藐冥冥，肝脾为烂腐。”《悲愤诗》对战争固有的野蛮性与残忍性的揭露是前无古人的，也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作家对时代苦难所作的见闻式的描绘。清代诗人沈德潜评此诗说“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①。
蔡琰还揭示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诗经》中有多篇作品涉及到这个问题，如《周南·卷耳》、《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但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思妇的角度诉说旷日持久的战争带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苦。的确，战争造就了无数思妇，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绝不仅仅限于情感的煎熬，而仅仅反映身居后方的妇女们的不幸，不能不说是自《诗经》以来古代女性诗歌题材上的缺憾。《悲愤诗》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第一次写及卷入战争漩涡的妇女们的非人处境，第一次表现了一个女难民眼中战乱的可怖：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远比男人更为深重。男人战死疆场，虽然不幸，但不失壮烈，也算死得其所；而女人作为战胜一方的战利品，遭到掳掠，备受凌辱，生死两难，灵与肉的创伤远甚于男子。
首先，表现在妇女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方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妇女连基本的人格尊严都不能保证，只是男人们的附庸和玩物，战争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妇女像物品一样，随军队在马车中被运来运去。《三国志》在记述董卓军抄掠阳城时云：“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人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货，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②他们对妇女的蔑视和侮辱是无以复加的，毫无理由地杀死她们的丈夫，剥夺她们的财产，使她们充当兵士的玩物与驱使工具。其次，写她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面对虎狼般的乱军，她们如同风中的芦苇一般脆弱：“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至于役使打骂，就更司空见惯了：“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这些妇女作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面对厄运，只能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苦捱时光了。在流落异邦十二年后，当蔡琰有幸被赎回时，“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这些“同时辈”本是与蔡琰同时被掳、流落匈奴的人，其中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而号啕痛哭。因战乱而流落异乡的弱质女子，生活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二、展示“再婚女子”的艰难处境
《悲愤诗》首次以再婚女子身份展示了妇女改嫁过程中艰难的心路历程。“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传达出一个恪守名节的女子失贞后彻底的绝望！又说“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几欲一死，却由于身陷胡羌无法做到，继续苟活又无颜面于世人，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中国社会的贞节观念由来已久。《周易·恒》即有“妇人贞节，从一而终”的微言大义，《礼记》又规定了“三从”之道，之后是变本加厉。这些纲常礼教长期以来毒害着中国妇女的思想。蔡琰饱读诗书，在获得才学的同时，典籍中的精神毒素也必然渗透进她的思想。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束缚女性思想的“妇德”几乎成了她的个人无意识。初嫁卫仲道，不久夫亡，蔡琰归宁娘家多年，守节之志是相当坚定的。一旦归为降虏，乱军中饱受侮辱，她的贞妇梦被击得粉碎。在胡地多年，与匈奴左贤王生有二子，更使她感到了万般屈辱和卑贱，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情和理解的。因此，在被赎归汉后，面对曹操安排给她的第三次婚姻——改嫁董祀，她不知不觉已有自惭形秽之感：“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她对新家庭虽是尽心竭力，对新丈夫虽是体贴温存，但半生的痛苦遭遇使她对社会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总担心被弃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这种心理压力并非毫无根据，古代中国女子很早就成为可被丈夫及其家庭随意更换的附属品。如刘兰芝（《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那样的良家妇女尚且无端遭弃，何况自己经历了三次婚嫁，又有那么一段屈辱的历史，留下了不贞不节难以洗刷的“污点”？在当时的礼教统治下，像有蔡琰这种经历的女子是为人不齿的，董祀对三次嫁人的蔡琰，不产生嫌弃之心的可能性也很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曹操的刻意安排，董祀会心甘情愿主动去迎娶蔡琰！
东汉末年，儒学衰微，曹氏父子力倡“通脱”，礼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蔑视。与儒家思想禁锢较强的此前某些时段相比，这的确是一个精神上相对自由的时代。在妇女问题上，一些传统的观念受到冲击。例如，曹操本人对贞节一类的妇德观念十分淡薄，他坦率地对众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③曹王颇具其父风范，攻破邺城之后，堂而皇之地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为妻。在民间，也有一些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例如刘兰芝被焦家休弃后，即面临着县令、太守两家的求亲。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说女性在建安时期有了全新的地位，就未免过于乐观了。就蔡琰而言，两次再嫁她都处于被动的位置。再嫁匈奴左贤王的迫不得已自不待言，三嫁董祀亦属勉强。因为对于曹操的指婚，她只有服从，毕竟这是有恩于她的丞相在代替她已故的父亲行使父权。然而，服从了父权，就会违背自幼接受的妇训，这便是蔡琰面临的二难选择。蔡琰正是敏感于此，才发出了“怀忧终年岁”的沉重叹息。女性对传统观念的反抗根本无法与男性同步，这是女性的悲剧。《悲愤诗》最早从女性视角透露了这一悲剧的必然性。循着它独特的叙事视角，我们洞彻了旧时代妇女种种难以言说的辛酸，诗中对再婚女子复杂痛苦心理的描述，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描绘“变态母亲”的变态母爱
《悲愤诗》还第一次以母亲的身份，写出了在母子生离死别的悲惨环境中经历痛苦选择的复杂的母性之情。母爱失去了温情脉脉的常态，产生的是难以两全的艺术张力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千百年来，“母爱”一直是诗歌吟唱的主题。《诗经·凯风》就曾歌咏“母爱”的伟大：“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汉乐府《病妇行》则以病妇临终托孤的情节展现出“母爱”的无私。然而，早期诗歌虽涉及“母爱”这一重大主题，但它并不占中心地位。诗歌中出现的母亲形象也多从侧面描绘，写作者多为男性作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毕竟是以吾手写他心，存在不少局限和限制。蔡琰则不然，她从母亲本人的角度真切地展现了母亲与子女间的骨肉之情，《悲愤诗》中的母亲形象就是她自己，她勇敢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描写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母亲无法选择又不得不选择的内心痛楚。
这类描写在《悲愤诗》中占有相当长的篇幅：“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宁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儿子听说母亲将返中原，难舍难分，跑来声泪俱下地哭诉生离死别之苦。孩子只知道悲伤，又怎能体会到阿母对他无法割舍的眷顾之情！她万般矛盾痛苦：中原乃父母之邦，重返故土无疑是她梦寐以求的，却又不敢面对母子暌隔从此生死两茫茫的情感事实，只有一再动摇和矛盾罢了：“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牺牲母爱才能换得渴盼已久的自由和尊严，对一个母亲已是残忍的重击，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又句句戳到她的痛处，更令她肝肠寸断：“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亲子之爱”与“故土之情”激烈冲突的结果是，诗人忍痛割断血肉相连的情感纽带，独自走上归程。可每前进一步，伤口都会滴下淋漓的鲜血：“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悲愤诗》中，蔡琰将归国别子的情景写得如此深切动人，刻骨铭心的痛楚被展现得可感可触！无怪乎梁启超曾言：“可怜她情爱的神圣，早已为境遇所牺牲了，所剩的只有母子情爱，到底也保不住。”④“她的情爱到处被蹂躏，她所写完全是变态。”⑤切入角度的独特，使《悲愤诗》中的“母爱”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
可见，《悲愤诗》既饱含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又有具体而微的诗人内心的曲致幽邃。从中，我们洞彻了汉魏之际妇女群体遭受的苦难和碾压，同时又对蔡琰流落异邦、骨肉分离的个人不幸深深叹息。时代摧残了她，也玉成了她。蔡琰犹如一丛饱受时代风雨摧残却不甘飘零的“丁香”，以“女性难民”、“再婚女子”、“变态母亲”等多重身份，对女性的性灵不加任何矫饰和扭曲，以吾手写吾心的真诚，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沉挚深婉、独一无二的女性世界，构建起了中国女性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