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父母心头永远的牵挂，子女们一生平安幸福是父母最大的心愿，当孩子的人生可能遭遇到重大挫折时，父母们无不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星期天，我接待了这样一位母亲、焦急而又无奈：“老师请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告诉我怎样劝说我女儿？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女士的女儿小梅，今年二十七岁，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活泼大方。从小到大，不论是学业还是社会活动能力小梅都堪称优秀。大学毕业后小梅去英国留学了两年，回国后在一家大型外企中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眼看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开始为小梅的终身大事操心起来，介绍了不少他们认为优秀的男士，但小梅似乎都看不上。
去年年底，小梅的电话多了起来，经常晚上出去约会，一切迹象表明小梅恋爱了。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询问小梅男友的情况，结果让父母大跌眼镜。
“她的这个男友四十多岁了，离过婚，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还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也没有积蓄，连他们外出吃饭都是我女儿买单！她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张女士夫妇坚决表示反对，可是小梅却不以为然，继续与这个男子交往。张女士无奈想了一个办法，她偷偷地拿到了这个男子的QQ号码，化身一个年轻女子，并贴了一张漂亮照片上网和他聊天，不多久，这个男人就开始说些暧昧的言语，并暗示要和张女士约会。
拿到了这个毋庸置疑的证据，以为小梅能够醒悟过来离开那个男人，可谁知，小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是虚拟世界的事，现实世界里，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
面对执迷不悟的女儿，张女士和丈夫没了主意，只得向咨询师求助。
小梅成长的家庭环境充满民主、 尊重的气氛，张女士夫妇十分注重培养小梅独立自主的能力。小梅从小非常有主见，上什么中学、考哪个大学、去哪里留学，都是小梅自己决定，而父母始终坚定地给予小梅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张女士在叙述对女儿教育时，语气充满了自豪和欣慰，可是一说到她的婚姻大事，则变得焦虑不安。
“老师，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求女儿大富大贵，但至少希望她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可是现在这个人……唉！您一定要帮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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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中的择偶观
基于进化论的基本立场，现在有观点认为男女两性在择偶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或偏好，这种差异被认为是来源于在抚育后代方面两性之间存在投入或“投资”上的差异。众所周知，女性无论是在怀孕期还是哺育期，其个人的投入都是远远高于男性的；另外，根据精子和卵子的不同特性和周期，女性产育后代的数量和能力要远远小于男性，而且有生育能力的年限也短于男性。因此，基于将自身的基因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的目的，女性倾向于找愿意并有能力为她和孩子投入资源和提供安全的男性，即意味着要找有雄心、社会地位、经济潜力的等等，这样的男性才能给未来家庭带来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在生育子女和哺乳期间，需要配偶提供安全的环境和充足的生活必须用品。而男性则倾向于找具有更强生育潜力的女性，即意味着年轻、貌美的女性。
择偶偏好上的性别差异影响吸引潜在配偶的策略。男性会强调物质资源及经济潜力，如买礼物、展示贵重的拥有物，夸大自身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等等，而女性则更致力于提升外表，如注重衣服搭配、发型调整、曲线展现、化妆等。但另一些研究表明，两性的择偶策略因建立短期或长期关系的目标而不同。若只意图建立短期目标，男性会立即向女性给于资源，而女性则会向男性显示性行为的可获得性，如调情或穿着诱惑、热辣。相反，如果意在建立长期关系，男性会更多地展示积累资源的能力，而对于女性来说，由于男性此时更多地要确保孩子的血统，因此她们会展示自己在性兴趣上的排外性，如拒绝来自其他男人的示好或性要求等。
以上诸多结论虽然有不少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男女两性择偶心态的以上差异在当代大陆发达城市的白领人群中正悄悄发生变化。在对择偶标准的调查中，上海男性白领似乎更看重和善、通情达理，容易相处和善于持家，而外貌的吸引力及富有激情、个性热情则放在了次要位置。对女性白领择偶观的调查也发现，“和善”、“性情好”及“容易相处”三项的排序都位居“能赚钱”、“聪颖”及“受过高等教育”之前。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可以越来越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加之生育控制政策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实施，因此她们完全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而存在。因此，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抚养后代的资源并不一定要倚靠于男性提供，因此她们更看重对方能否满足自己形成亲密关系的需要。
在本案例中，小梅的选择体现了女性平等、独立的意识，也体现了她对配偶要求不在于资源提供，而在于其他方面的需要的满足。小梅的母亲通过QQ联络女儿的男友，进而引出了该男子“好色”、“轻浮”等特点，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男性对性行为更可能采取主动或轻率态度的特点（详见“爱我就给我”这一案例的有关内容）。究竟这个男子是否如他在QQ上那样轻浮，是否有可能对小梅忠诚，只有等小梅自己日后去验证了，当然，也有可能小梅根本不在乎这个。
案例分析与案例结局
理性情绪疗法认为，任何情绪上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哲学上的来源：即人们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扭曲和非理性的，伴随而来的情绪则可能是负面的。改变这种片面的认识，理性地看待世界，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正面的积极的情绪。
本案中，张女士焦虑的原因在于她认为女儿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判断基于母亲的经验：与这样一个离异有孩子又没有稳定收入的男人一起生活是个错误，注定是会遇到挫折的。这种经验的来源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经验并不总是合理的。如果女儿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确实有可能最终婚姻失败，但是婚姻失败是否一定意味着女儿的人生就此毁了？她的人生毫无价值了吗？从这件“坏事”中女儿是否能得到受用一生的好东西？
张女士焦虑的哲学根源在于她想寻求一种恒定的安全感和确定性，希望女儿的人生是完美的、直线的。这是非理性的。其实完美与直线不是人生的常态、挫折与变化才是人生的常态。今天的状态，不一定就是明天的状态。貌似般配的结合五年后可能变成怨侣，貌似愚蠢的选择五年后可能是最美满的夫妻。
换一个角度看，张女士夫妇一直在有意培养女儿独立自主的能力，而女儿确实把自己定位于完全独立于父母的“主权”个体，个人的事情自己作主、自己负责，父母反而做不到了。
张女士的声音中带着笑意，“谢谢你，老师，我有点明白了。女儿大了，要走自己的路。不管她怎么决定，我们在一旁关心支持她、爱她，我们永远给她一个温暖的家，这就够了。”
这正是“家”的意义：永恒的关爱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