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图为2010年4月在南京举办的首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中间的科克·施奈德（外kirk Schneider）为本书作者。2014年6月，第三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将在广州举行。
存在-人本主义理论的历史源远流长。“什么意味着投入和主动地活着？”所有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实际上都已经参与了存在人本主义式的追寻。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一词起源于拉丁词根“exsistere”，字面的意思是“向前站立”（stand forth）或“成为”（become）（May，1958a，p.12）；而人本主义产生于古希腊“认识自我”的传统（Grondin，1995，p.112）。因此，存在式的人本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认识和成为自己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依靠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为心理学开辟了一块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反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还原化倾向，强调选择、自发表达以及超越等特质。同时，由于其哲学渊源，它也强调存在主义重视的死亡、苦痛以及人类限制（Burston，2003；May，1958）。在某种程度上，对后面这些元素的强调，使存在主义的范畴与某些人本主义取向出现较大差异，一方面，诸如罗杰斯（Roger，1951）和皮尔斯（Perls，1971）倡导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如超个人心理学运动（May，1981；Mendlowitz & Schneider，2008）。这些差异我们在后面将会更细致地探讨。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依据说，存在式的人本主义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混合物，它结合了存在主义对人类限制性的重视和人本主义对人类可能性的强调。这个结合创造了一个对立互补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包含了三条价值观念：自由（在人类限制的条件下成长），经验反省（与成长中的挑战进行斗争），责任（对成长的结果做出行动或回应）。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代的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强调：（1）一个人在限制的条件下选择成长为谁的“全身心”（whole bodied）的能力；（2）去觉察那些选择之意义的全身心的能力；（3）去行动或表达所做选择的全身心的能力。所谓全身心，即认知的、情感的和动觉的（kinesthetic）。
这些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发展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根本性变化的发生，不仅通过思维或行为的重新编程，而且还通过经验或“全身心的”重新觉醒。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选取了汉密尔顿的例子，一位恐高症患者，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案例。尽管汉密尔顿依靠行为治疗技术，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恐惧，但还是直到他能够彻底地、经验地面对他的恐惧，他才学会了克服和转变它。
因此，存在人本主义方法的关键是它对全身心的相遇（encounter）的强调。在我们看来，这种方法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来访者形成我们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或（改）造他们生命的能力时。
心理学起源
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哲学第二次重大变革发生在20世纪的早期，主要是针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出现。行为主义，由约翰·华生（John Watson）等一行拥护者所捍卫，强调人类机能机械的、外显的一面；精神分析，以弗洛伊德（Freud）和他的追随者为先锋，宣扬内隐的内在心灵决定论。存在人本主义学者声称，上述两种情况，都无法彰显人类心灵璀璨与神秘的完整性，也无法展示它自由却脆弱的现实性。所以，存在人本主义学者发起了反抗。在这些反抗中，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02/1936）关于灵性的沉思冥想，有奥托·兰克（Otto Rank，1936）关于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有荣格（C.G.Jung）（1966）的神秘学以及亨利·默里（Murray et al.，1938）的创造性。但是当这个群体在对存在人本主义哲学旁敲侧击时，另一个群体——主要是曾经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们直接勾勒出了存在人本主义的传承线路。举例来说，路德维格·宾斯旺格（Ludiwg Binswange，1958）和梅达尔·博斯（Medard Boss，1963)，他们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62）和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913/1962）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为基础，发展了精神治疗实践。海德格尔在克尔凯郭尔强调主体的基础上，发展了“存在”（being）的哲学。关于“存在”，海德格尔说它既不意味着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不是宿命论的现实主义（realism），而是两者“生动的”结合体，他称之为“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d）。借助“在世存在”的概念，海德格尔尝试去说明西方的传统——内部与外部分离、主观与客观分离——具有误导性。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将它们分离开来。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在某个阶段，我们既是单独的、主观的自我，同时，我们又与外在世界相关联。为了发展他的理论，海德格尔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和实践，这种方法起源于他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根据胡塞尔（1913/1962）的观点，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其生活的现实中——即在主体（subjective）和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的背景下，理解人类的经验（也见于Churchill和Wertz，2001；Giorgi，1970）。
到了20世纪60年代，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在它的保护伞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独立的视角，但这也是一个多变的视角。尽管大多数存在人本主义实践者强调自由、经验反省和责任，但是他们强调的程度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在二战结束后的余波中，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潜能运动的兴起时，存在主义可能过分强调自由而忽视了责任（比如，见May，1969，1981；Merleau|Ponty，1962；Yalom，1980）；或者，有时过分强调责任而忽视了自由（Rowan，2001）；再或是过分强调经验反省而同样忽视了责任（Spinelli，2001）。
后来，随着罗洛·梅（1958）主编的《存在》（Existence）一书的出版，存在主义心理学被“注入”了美国。自此，存在人本主义实践哲学的广阔外延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强调欧洲大陆的文化传统，另一个强调美国的历史影响。当前者——“存在分析”阵营演变成一个相对局限的、以言语为主的（verbal）风格时，后者——“存在人本主义”阵营则发展成相对开放的、以体验为主的（experiential）风格。举个例子，虽然存在分析实践者也可能对来访者欢乐（upbeat）的故事做出评论（如此“刚好”停留在来访者的外显意图上），但是，一位存在人本主义的实践者也许会冒着一定的风险，去提醒来访者注意，他在讲述故事之时身体是如何的弯腰驼背（如此对来访者的外显意图做了扩展）。这些各自不同的风格和它们引发的争论持续至今（见Burston，2003；Cooper，2003；and Schneider，Bugental，& Pierson，2001，for elaboration）。
当代发展
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有这些争论，今日的存在人本主义的从业者比他们的先辈多了一个优势——后见之明（hindsight）。由于这样的后见之明，多数的当代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对片面的阐释都小心翼翼，不管他们是属于存在人本主义的类别，还是与传统的存在人本主义从业者有所不同。而且，当代的存在人本主义从业者特别倾向对人性采取多元化的理解、重视心理治疗的整合以及治疗方法中非主流取向的补充。他们重视心灵内部（intrapsychic）的治疗，同样也重视主体间的治疗；重视其工作的社会和文化层面含义，同样也重视个人改变层面的含义；重视实践的理性和哲学基础，同样也重视情绪和精神基础。此外，当代的存在人本主义治疗从业者并不排斥程序化的甚至是生物学的干预，只要那些方法是适合的（Schneider，1995，2008）。
尽管，在传统上，存在人本主义治疗领域只有很少的女性从业者，但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当前，存在人本主义治疗中有一些女性从业者正在影响着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关注点和风格（Brown，2008；Comas|Diaz，2008；Fosha，2008；Krug，200；Monheit，2008；Serlin，2008；Steling，2001）。最近，在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建立者之一夏洛特·彪勒（Charlotte Buhler）的期望下，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从业者，表达了她们对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见解。这个纯粹的女性团体所发表的见解，就其本身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矫正物（corrective）——提供了她们对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固有的女性视角，与迄今为止几乎全部是男性的团体跳起了双人舞。
如此开阔的眼界，加上日益多样化的从业者，使得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来访者群体也逐渐扩大。存在人本主义实践越来越少局限于它的精神分析祖先所服务的小众范围，也越来越少只为上层社会的精英服务；它正在对居住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开放（O’Hara，2001；Pierson & Sharp，2001）。换句话说，存在人本主义的态度（attitude）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实践情境中，包括戒毒咨询（Ballinger，Matano，& Amantea，2008）、退伍老兵治疗（Deckerd，2007）、少数民族治疗（Alsup，2008；Rice，2008；Vontress & Epp，2001），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咨询（Brown，2008；Monheit，2008）、精神病患者治疗（Dorman，2008；Mosher，2001；Thompson，1995），团体的解放性实践（emancipatory practices）（E.Bugental，2008；Lerner，2000，Lyons，2001；Montuori & Purser，2001； O’ Hara，2001），对焦虑和恐惧的来访者的认知行为干预（Bunting & Hayes，2008；Wolfe， 2008）、对心灵和信仰上混乱的来访者的心理动力学冥想（Hoffman，2008）和对情感依恋障碍患者的神经生物学和经验干预（Fosha，2008），等等。
然而，尽管当代存在人本主义从业者的视角在不断扩展，他们仍然与其先辈共享着核心的价值观念——个人内在和亲密关系的寻求过程，它们乃是深度治疗实践（depth practice）的关键。说到“深度治疗实践”，我们是指这个实践是强烈的、探究的和具身的（embodied）。深度治疗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基本的立场（stances）或情境（conditions），它们分别是：（1）培养治疗性在场；（2）通过斗争，激活在场；（3）对阻抗（或防御）的处理；（4）意义和敬畏的结合。
（另外的存在人本主义哲学传统的相关遗产，也见于Barrett，1958；Becker，1937/1970；Buber，1937/1970；Camus，1955；deBeauvior，1948；Friedman，1991a；Marcel，1956；Sartre，1956；and Tillich，1952。另外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遗产，见于Bugental，1965；Frankl，1963；May，1983；Moustakas，1972；Rogers，1951；Schneider & May，1995；Wheelis，1958；and Yalom，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