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心理治疗的文学意味是非常浓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叙事本来就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且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所贯穿的一种思想脉络就是文学疗救的功能实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将会建构一种新的生活。按照唐纳德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所做的努力是让来访的人接受一种历史的真实。但实际上是通过咨访双方的交流，让来访者接受了咨询师的讲述方式，因为咨询师的讲述方式更连贯，更具有说服力。精神分析学说为文学治疗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萌生了后来的各种心理治疗模式。但是弗洛伊德所提供的空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的立场是本质主义和决定论。他的出发点是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他的归宿是个人和社会的一致。弗洛姆批评弗洛伊德，说他接受的是19世纪经济学家的人性观，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符合人性的，人们所要做的是更好地顺从和适应这种秩序而不是去质疑它的合理性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只是工具理性的产物。文学的目的被理解为利比多的消耗。“对弗洛伊德来说，利比多始终是一个不变的量，它可以被以这种方式或者以那种方式消耗，但是它服从物质的规律：失而不可复得。”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仅不是疗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在工业社会中异化的帮凶。
马克思看到本质主义和决定论对人的束缚，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的启示下，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彻底扭转了精神分析对文学的这种导向作用。弗洛姆发现“每一个社会，通过自己的生活事件和联系的方式，通过情感和知觉的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认识形式的体系或范畴，确切地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经验就不能成为意识。”文学的治疗作用应该体现在打散和重构这种社会过滤器上。在叙事心理治疗看来，人的心理问题就是这种可以被称为“控制叙事”的过滤器剥离了生活其中的体验。自我的故事才变得越来越狭窄。
文学的疗救功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第一，社会文化疗救；第二，心理治疗文化的建构；第三，个人心理疗救。
在社会文化水平的疗救看来，文学的功能在于解构社会文化的控制叙事，解放大众的阅读视角，使社会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文学，尤其是以语言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先锋派文学因此成了疗救社会异化的有效形式。马尔库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倡导艺术的审美解放精神的，因为艺术是“语言、感知和理解的重组，以至于它们能使现实的本质在其现象中被揭示出来：人和自然被压抑了的潜能。”可见在这个水平上，文学的疗救作用体现在文化的更新上。文学的导向会改变语言的运用习惯，这种习惯的改变进而会改变人们感受和理解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方式，当文学导向于一种更加宽阔的空间，为生活赋予意义的可能性更多，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朝着一个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也许这便是文章的含义。
从文学建构心理治疗的文化看来，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从现代意义上看，文学和治疗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叶舒宪先生担心：
“把‘文学’和‘治疗’这两种学科背景截然不同的对象放在一起来讨论，也难免招致‘有没有搞错’之类的疑问，对于坚守学科本位主义立场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大胆的冒犯。” 但叶舒宪先生又认为：“文学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因为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足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川端康成，就是一位把文学视为第一生命的自我疗救者。这位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丧祖母、十六岁丧祖父的病弱孤儿，从小在死神召唤的阴影之中挣扎。如果不是选择了文学世界作为灵魂归宿，很难说他是否能够活到古稀之年。其《文学自叙传》明确表达的创作观是： ‘我对于现实，既不想弄懂，也无意于接近。我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 可以说云游幻境的艺术创作，是他排解孤儿情感、抵抗精神绝望的唯一有效的寄托。宛如残烛的火焰，行将完蛋了的血果然燃了起来，这就是作家吧。 这种具有自我心理疗救意义的创作观，同我们非常熟悉的“文以载道”说或现实主义说相去甚远，却与钟嵘《诗品序》所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的观点较为接近，可以进行挫折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和阐发。对于屈原、李贺、蒲松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精神创伤深刻的作家大致均可作如是观。” “关于文学的疗效是如何发生的，弗莱认为文学艺术能帮助人构成一种与现实生活相逆反的环境，这有助于传播幻觉感受，促使人们用主观经验去取代客观经验。他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除了来自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外，还得之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以下便是他写出的一个例子：
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她生下我姐姐之后患了重病，并且诱发了精神失常。我外祖父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他找来司哥特的25卷本的威福利（Waverley）系列小说，留给病中的母亲。她通览了这些小说之后，居然大病痊愈。这件事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母亲坚信司哥特的小说就是治愈她的灵丹妙药。当时我假设任何新奇的和引人入胜的内容都同样对病人有益。后来我自己也读了这些小说中的大部分，发现司哥特小说的情节足以构成一种对抗精神失常的力量，母亲的康复便与这种力量有关。于是，我对此就不再感到惊奇了。”
“正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用一系列的故事所建构的幻想世界陶冶了患有精神障碍、陷入杀人狂的境地而不能自拔的国王，彻底改变了他敌视一切女性的客观经验；司哥特的系列小说也使弗莱的母亲逐渐摆脱了心理危机。从这些类似的病例可以看出如下三方面的饿问题：
第一，古代的巫医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咒语诗歌，疗效的发生主要在于激发语言的法术力量；现代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叙述性的故事，疗效来源于幻想的转移替代作用。如果我们把新兴的影视传媒看成是文学的技术延伸，承认好来坞等就是“梦幻工厂”，那么其治疗功效就不容低估。
第二，故事的讲述（即幻想的编织）时间需有相当的长度。弗莱母亲阅读的25卷小说，与《一千零一夜》女主人公持续成百上千个夜晚的讲述，都表明这种幻想的疗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此而言，个人的文学活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同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和健全程度，在特定的范围内应该是成正比例的。
第三，文学和医学一样，其产生和发展曾受制于本民族的传统，但内在的幻想能量却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从而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的跨文化治疗的应用课题 ，对于文学艺术的价值重估提供了一种维度：过去历史上被长期忽略的、或者被强势文化压抑的，各少数民族和边缘性弱势文化中的民间文学传统作为具有特殊疗效的宝贵文化资源，无疑会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美学家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一文中指出： ‘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任何能达到满意治疗效果的手段都会受到欢迎：药剂、身体锻炼和疗养、临床交谈、催眠术---为什么艺术不可以也这样呢？于是以一种踌躇犹豫和半信半疑的态度，尝试用艺术来治疗疾病的人出场了。他不仅必须用实际的成功，还必须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近20年来艺术治疗在东西方各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英美等国的职业化建制趋向[29]，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阿恩海姆所提出的证明的任务，作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等与精神医生之间的传统职业分野正在逐渐淡化，文学与医学保健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互动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身兼诗歌神和医药神的阿波罗神话重新闪现出生命的活力。”①
倒是怀特和爱普斯顿更大胆，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叙事心理治疗，为心理治疗的语言开启了新的篇章。在这种新的心理治疗文化中，很多新的词汇加入到心理学对话中来，以前的很多表达也在新的参照系中获得了不同的解释。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在此不再展开。
在个人心理疗救的水平上看，文学的功能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表达、阅读、欣赏、交流等等。狭义文学的含义，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四种文学形式，但是广义的文学可以包括笔记、书信、日记等等。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广义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治疗力量同样不可忽视。
注①：《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 叶舒宪。原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任《20世纪国外文艺学丛书》、《南方学术文丛》等多种丛书主编，1999-2000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英国学术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访问教授；2003年荷兰皇家学院访问教授。2004年开始担任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