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他们比你更焦虑》，作者笔名东方愚，内容关注的是企业家飞扬落寞背后的精神焦虑。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构筑民间财富积累爆发式增长。可是财富在个人手上的快速集聚，造成更多的不是成就感，而是无处不在的惶恐感。突出表现是胡润排行榜的热闹和争议。有人戏称，胡润排行帮不是财富榜，而是杀猪榜。孰不见，今天登上胡润榜，明天沦为阶下囚。财富赢家的轮换，热闹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无奈的是，这些市场上长衣善舞的角色，到头来反是荣枯悲欢衰草枯杨。焦虑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常态，他们则成了突出的注解。
美国中情局特聘的心理学家Gittinger曾经设计了一种人格评估系统(PAS）。他把人格分成3个维度。第一个是内向-外向维度，考察个体是关注外在的情感联系，还是内在的理性思考。第二个是严格-灵活维度，考察个体做事的程序是严格按照过往规定，还是灵活多变善于变通。第三个是善交际-惹人烦维度，考察个体在社会交际中是善于和不同人打交道，还是只能僵化地固守原有角色。根据该理论的观点，企业家是属于外向、严格和善交际的。他们认为，企业家既要能随和善打交道，还要有严格有力的组织力。因为他们积聚财富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社会责任。
不过对于中国企业家，第二个维度的严格或许要换成灵活。有趣的是，这在PAS系统中归为演员的人格特征。或许，中国的企业家就要像演员一样带上面具，在市场的舞台上花心思扮演期望的形象，在真实和虚幻交错的名利场上演出着悲喜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舞台上，他们的声音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因为相比于西方企业家集中在市场中的角逐，他们的盛衰荣枯很多时候受到幕后手的操纵。政商关系在他们身上的痕迹不言而喻，也成了他们无法解开和释然的心结。中国企业家的焦虑也是围绕着政治和商业的双重焦虑，在政治和商业边界的混沌中迷失自我。
作者把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分为四种：一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二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三是“不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四种“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正是处理政商关系时的纠结，构成了企业家人格焦虑的来源。书中参考了弗里兹?李曼的理论，将纠结中的人格分为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忧郁者怕做自己，分裂者怕把自己交出去，强迫者怕改变，歇斯底里者怕既定规律。让企业家内心焦虑的，正是无法明说的规则，和无处安放的自我。
规则的不确定性，强迫企业家造就行事的灵活性。确实，企业家要用灵活的行动，来适应多变的商业环境。然而，中国环境下，多变的不仅是市场环境，更多的还包括政治形势。这样企业家的灵活，就染上了被迫和无奈的色彩。就像一个大人物的崛起，引发了多少商界精英的攀炎附势，一个大老虎的陨落，造成多少企业翘楚的家破人亡。从邓鸿、徐明、黄春城的遭遇,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后者；从马云、许家印、肖建华的风光，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前者。也许，在混沌的边界中，暗淡的结局是偶发的，也是必然的。不确定下的被动，促成了企业家的的习得性无助。
自我意识的觉醒，曾是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提。然而，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生活奢华和行为张扬的背后，是行事的无奈和自我的卑微。中国企业家无法做自己想做的，因为他肩负政治、文化和舆论的三座大山，每一座都不好得罪，而每一座都互相抵牾。他们的自我是如此脆弱不安，甚至噤若寒蝉，随时随刻的一场风波，都能惊破霓裳羽衣曲。他们一些人的奢靡和荒唐背后，或许隐含着对外来的绝望和成就的无力。就像一些民营企业家沉迷于赌博时的心态，赢来的或许是萧条生意的转机，输掉的不过是僵死生意的产权，这构成了企业家的自我迷失。
所以，企业家焦虑的背后，呼唤的是市场法则的确立和自我信仰的构建。市场法则的确立是外在条件，他们无法主动促成，只能积极呼吁。自我信仰的构建，一些人选择信奉宗教，一些人投向西方文明。就像曹德旺信奉佛教，罗红皈依基督教，王石去美国学习资本主义精神，马云在国内呼吁诚信商业文明，无论是什么形式，他们都在积极构建自我信仰，讯在自我安宁的归宿。作为心理咨询师，在这个道路上，要做的不是明确企业家要走的道路，而是鼓励企业家更诚实地看待自己，更深入地寻找自己的道路。生命的答案在自己的故事中，但需要自己的真诚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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