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种种,长久以来听到的都限于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的说法。
荣格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只见于1925年某次与一小群学生的学术讨论会上及1962年出版的自传中。
荣格从未曾隐藏他对弗洛伊德及其创见的赞赏,但弗洛伊德对其而言重现了父亲的角色,这是荣格无法在弗罗诺伊及让内身上找到的。
弗洛伊德也一直在寻觅可继承其衣钵的传人,他相信荣格是不二人选。因此,两人在这段时间彼此对对方均抱着高度的期待。由于不只荣格本人,连他的老师布鲁勒也公开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辩护,令彼此关系更加深厚。
然而,从一开始,两人之间便就存在根本上的误解。弗洛伊德要找的,是能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其教谕之门徒。布鲁勒与荣格这边则视彼此为合作关系,要求更自由的空间。合作开始时,双方因善意而能维持关系。荣格和他祖父一样,具有好胜但又能屈能伸的天性;弗洛伊德除了在俄狄浦斯情结和性原欲理论上毫不退让外,也是相当有耐心及能妥协的。问题是,上述两点正是荣格绝对无法接受的看法,难怪弗洛伊德谴责荣格是机会主义者,而荣格则反斥弗洛伊德是充满威权心态的独断论者。关于他们关系的历史真相,恐怕得等到彼此间的通信发表后,才得以一窥全貌。
这时候,精神分析还不是个统一的学派。玛伊德曾解释当时的情况:弗洛伊德虽然完全掌控了维也纳精神分析阵营,但无法全然控制苏黎世的成员。苏黎世的精神分析师觉得自己有全然的自由去发展各自的想法,因此初期的分歧终究无法再被掩盖住。
首次严重的分裂发生于1911年荣格发表《原欲的变形与象征》。之后,从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苏黎世的精神分析师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荣格以弗洛伊德的护卫者之姿介入。1912年11月,荣格应邀至美国纽约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将自己的理论阐述为完全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最基本概念。于是,弗洛伊德对这种种歧见的疑虑逐渐加深。
然而, 1913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医学会上,弗洛伊德仍委以荣格重任去对抗让内,但荣格在会上发表的大多是自己的观点。隔月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议上,荣格与传统精神分析阵营之间的冲突更加浮上台面。
1913年10月,荣格辞去精神分析学会及《年刊》杂志主编的职务。同时他也辞去了不支薪讲师的头衔,在1913年至1914年的冬天授完最后一堂课后,他正式与苏黎世大学的关系划上休止符,如同他在1909年脱离布戈泽利病院一样,他在1913年脱离精神分析学会。
这一连串的事件标识了一个过渡期,从1913年至1919年的六年,恐怕是荣格生涯中最不为人知的岁月,只有当荣格自传出版后,才能全盘明了其意义。
本文内容节选自“世图心理”冰山系《弗洛伊德与荣格:发现无意识之浪漫主义》,欢迎戳阅读原文到豆瓣标记想读。本文系“世图心理”大师大师系列故事之三,欲知前面两部,请回复“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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