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早在1978年，邓小平下决心唤醒长期在中国处于冬眠状态下的心理学学科，并决定在北京大学恢复中国的心理学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复系后，倾向于选择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很强的学生。一位来自湖南的16岁男孩——彭凯平，他同时擅长文科和理科，原本想从事地球物理学的研究，以此来帮助饱受地震灾害的中国同胞，而北大心理系选中了他。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后，彭凯平于1989年远渡美国学习，并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1997年，开始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2007年，接到来自清华大学的热情邀请后，彭凯平返回祖国，出任当时全新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办主任。尽管彭凯平最初只承诺一个3年的任期，随后却发觉自己可能正在投入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是值得投入全部精力的幸福事业。于是他回来，就不曾离开。彭凯平这么动情地说过：“我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的那个正确的人。”
彭凯平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前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终身教授。
（如下原文转载于彭凯平公共微信账号）
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9月4日“世界预防自杀日”到来之际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每年自杀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致死人数之和。这是世卫组织耗时10年、调研全球172个国家后得出的统计数据。可见，自杀已经成为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自杀的诱因主要有几大类，如抑郁、承受巨大压力、生活处境困难、与亲友之间的矛盾激烈等，但概括起来莫过于三个字——不幸福。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表示，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技术水平越来越先进，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没有明显提高。因此，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得健康、积极、阳光、幸福，是人类的教育工作者所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
为幸福教育点个赞
在美国，52%丢失的钱包得以被归还；在归还的钱包中：装有名片的钱包占8%；装有一对老夫妇照片占11%，一只宠物狗照片占19%；一个快乐家庭照片占21%；一张微笑婴儿照片占35%。这组统计数据印证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什么东西使人善良。
新金融：前不久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请为幸福教育点个赞”，幸福教育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彭凯平：幸福教育是积极教育的一个落脚点，积极教育是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也是积极心理学过去三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品德、意义、生命教育、幸福、成就等，是全方面的人心理能力的提升和正能量的弘扬。我提出幸福教育，是因为它是最快、最直接，而且是已经被中国人所接受的一个理念。
我与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德国等国家的积极教育联盟发起人决定于今年6月在美国成立“国际积极教育联盟”，想把它作为一个全球的教育改革运动推出来，幸福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新金融：幸福教育，如何才能进一步落地？
彭凯平：要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人民的科学，成为千家万户都能够利用、欣赏并受益的学科，肯定得有抓手，第一个抓手就是教育，教育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关注的问题，涉及的人口有两亿到四亿之多，只要有孩子的都关心教育，只要关心中国文化的都关心教育，教育是心理学能产生最大效果的领域；第二个抓手就是企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和基础，大部分人都是为企业工作。
新金融：幸福教育对中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会起到什么作用？
彭凯平：第一，可以解决当前德育教育不着地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德育教育讲品德、道德，讲爱国主义、政治理念，讲的都是抽象概念，不接地气，也落后于时代。积极心理学谈政治教育就谈其中一些美好的概念，如公平、民主、道德、善良、良知，让它变得科学化、现代化、通俗化、行为化。比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有12个词，从数量上来讲是不符合心理学原则的，因为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只是七加减二个组块，最多能记住九个，这是我们的记忆广度，起码在这些事情上科学心理学可以辅助提示一些真实的道理，使其更便于推广。
第二，可以减轻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所有的不公平都是因为功利心太强，求升学率，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人就很难形成一个安定的心态，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攀比，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优势，这样的话，竞争的压力会相对减轻，我们的心态也会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如果以幸福为导向，资源就变得不那么重要，感受更重要。
新金融：目前为止，有哪些已经着手做的项目？
彭凯平：我们清华大学的“幸福园丁——中国幸福教师教育公益项目”已经做了三年了，免费邀请中国的中小学老师来学习积极心理学，学完以后就是我们的种子，去进一步推广积极教育。虽然目前还没有政府、学校提供的政策性保障，但老师们会收获一种内在的快乐感，这就是正能量。
心理学，我的幸福事业
2014年3月20日国际幸福日，彭凯平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成为第一位在世界级舞台上发表关于心理学和国家发展演说的中国代表。在中国搞心理学，没有国外那样优越的研究条件，但他回来了，就不曾再离开。他还打趣地定义自己也许只是个想移山的愚公。
新金融：早在1989年你就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97年开始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是什么契机让你2008年回国，并着手恢复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彭凯平：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个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建设三个领域，企业家创新、可再生能源、人类的精神生活。伯克利大学提出来帮助清华大学建立心理学，清华大学也很认同，双方一拍即合，这样我就回来了，原本只是承诺了一个3年的任期，随后却发觉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也是值得我投入全部精力的幸福事业。
新金融：你表示：“对于中国而言，尽管有先天不足，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如果将积极心理学原理应用好，我国将会发展得更好。”能否具体谈一下？
彭凯平：先天不足主要是中国的心理学太落后，大多数人连心理学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关注，那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积极心理学，这是知识不足。其次是政治偏差，我们总以为心理学是唯心的，我们是唯物主义社会，一说唯心的就瞧不起，更不愿意去钻研支持，这种政治禁锢还是存在的。第三是人才缺乏，清华大学成立这么多年，心理学系是最小的专业，北京大学也一样，每年心理学系招的学生是最少的。人才不够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只有人才丰富社会影响才大。
说到优势：第一，中国人天生就是关心、同情和理解别人的，中国人是社会的社会，每个人都活在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很多幸福的体验都是跟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关心心理学的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是500 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神奇智慧。他提倡的诚意正心，排在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第二，现实中，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交心、谈心、互相支持的一些仪式方法，我们关心家庭、爱护朋友、重感情，这都是中国文化对心理问题的关注。此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中国人口众多，自然接触的问题就多，相对而言，对某一个问题的兴趣是常新的，所以中国人对新的心理学在探索方面比外国人要强。
新金融：新年伊始，积极心理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活动正式启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彭凯平：去年4月，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和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成立了“中国积极心理学研究基金”学术委员大会。会上提出今年1月正式启动该项基金的申请工作。近一年来，我的学生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四处奔走，广为宣传，忍受讽刺、猜忌、埋怨，终于筹集到每年两百万的研究基金，用以激励中国心理学界的老师、同学、中国教育工作者以及各方面的热心人士，从事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我在1月5号的个人微信平台公布了“2015年积极心理学研究基金的申请指南”，得到了国内外热心、关心、支持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同胞和国际友人的广泛关注，一个星期内就已经收到151项基金申请邮件。申报积极心理学基金研究的宗旨是倡导幸福中国积极组织、积极个人的理念，支持积极心理学在中国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发展。我们特别希望中国各院校的博士研究生们能够踊跃申请这项基金，积极开展积极心理学研究工作。
2010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邀请了海内外的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专家到富士康，寻找摆脱“连跳”阴影的出路，我是受邀者之一。我个人认为，富士康的问题是企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问题，具普遍性，不是简单的心理、病理问题。
新金融：除了教育，你还提倡积极心理学走进企业，具体模式是怎样的？
彭凯平：有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国家里，中国人在工作中得到的幸福比例最低。
积极心理学走进企业，首先能给企业一个如何使员工快乐的客观标准，比如环境、阳光、体育活动，这些都是客观增加幸福感的方法，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操做。其次，还可以提供一些主观的标准，比如公民精神、互相支持、认同。通过积极心理学的组织设计，让企业家能够学会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再有，就是个人的心态调整，我们可以做很多普及教育和咨询的工作，让你觉得开心。
我们还没有大规模地走进企业，现在基本上是两种模式，一个是我们去企业给他们上课，另一个是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培训。但这肯定是不够的，将来肯定会有深度的理论实践和探索。目前尚处于破土阶段。
新金融：你总结了创造幸福生活的5个要素：笑、动、说、观、心。能否具体说说？
彭凯平：笑：指的是微笑。
动：包括行动和运动，做善事、闻香、饮酒、锻炼身体等。
说：就是沟通、交流、表达，积极的鼓励。
观：是指用心去看生活中的真善美，很多时候人们看不到有益的事情，不是因为笨傻，是看到了又没看见，心理学上叫做无意识盲。所以一定要有慧眼，让自己慢下来、停下来，用心去看周围的真、善、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不单调、不枯燥。
心：就是一种感觉，一定要用心去感受世界。很多人活在这个世上心是不动的，没有让他激动的事情，没有令他感动的人，没有使他振奋的精神，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一辈子。只有具备基本的心理体验活动，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快乐。
新金融：在中国社会的转型阶段，积极心理学肩负的责任和意义是否也更加重大？
彭凯平：可以说是时代在召唤积极心理学。以前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生存和衣食住行是最重要的，在战争年代，打赢战争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人如何能活得积极主动、健康长寿变得最为重要。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以前很多国家的心理学也很落后，但是过了一定阶段，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人的幸福感跟经济收入没有关系了，其他指数就变得很重要了，比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安全感等，对人的影响都很大，所以现在在中国宣传积极心理学是恰逢其时，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
本文转载自：新金融观察报副刊
作者：李香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