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威胁是一种标准的生存困境（standard predicament of life），它源于人类的相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相互主观性是指：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非常清楚社会其他成员对于大部分事物的看法。如果给我们一张白纸，我们基本都可以写出自己所在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主要刻板印象，而且我们写出的内容会具有高度一致性。
让我们来聊一聊布兰特·斯台普斯（Brent Staples）的经历。当事人现在是纽约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事发当时，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个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当天他穿着不太正式的学生服装，走在芝加哥海德公园社区街道上，他是这样描述他的经历的：
我简直就是恐惧使者。街上的情侣看见我要么就赶紧拉起手，要么就互相挽起手臂，有些人甚至会走到对侧街道上去。那些原本正在聊天的人，看见我就马上闭嘴，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他们只要能避开我的目光就能保全自己一条性命……
我试过装傻，我试过对那些几乎要被我吓死的路人微笑，致以晚安的问候。可是我的出现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侵犯，我怎么能愚蠢地忘记这一点呢？
我努力表现出自己没有冒犯他们的意图，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我还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畏惧我……于是，我开始躲避人群。我会另辟蹊径，走一些很少有人走的小路，省得别人觉得我在跟踪他们……出于紧张我会吹口哨，而且我发现我吹得还不错，我的口哨声音纯净甜美。走在夜幕降临的路上，我会吹一些流行的曲调，比如甲壳虫乐队的歌或者维瓦尔第的《四季》。我的口哨声似乎能驱散路人心中的紧张感，甚至有些人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会在黑暗中对我微笑。
在这个案例中，斯台普斯所面对的是一种关乎其人种的不良刻板印象。人们普遍认为社区内的青年黑人男性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这种刻板印象像幽灵般飘荡在海德公园大街的上空，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而在其他地方，在不同的情境下，青年黑人男性要面对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刻板印象——比方说，人们可能并不认为黑人男性易于发生暴力行为，而是认为他们数学能力低下——但是不管要面对哪种刻板印象，青年黑人男性所面临的都是同样的困境。只要处在有刻板印象威胁的环境中，他们时刻都明白，只要做错一步，自己就会被打上这种刻板印象的标记，而且别人会按照刻板印象去看待自己，并且以相应的方式对待自己。这就是刻板印象威胁，这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中基于个人的身份而产生的权变事件。
尽管如此，与斯台普斯的经历类似，人们会想出一些方法用来试图扭转刻板印象。斯台普斯会用吹口哨的方式吹出维瓦尔第的名曲（从他个人角度来看，这还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呢）。
这样做会给他个人带来什么好处么？这样做会让路人改变看待他的方式吗？会让他变得更善解人意吗？或许不会。
吹口哨的作用是改变他所要面对的环境。恰恰是这种改变环境的作用，准确地体现了刻板印象威胁的本质和内涵。仅仅通过吹口哨的方式，斯台普斯使得“年轻黑人男性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这种刻板印象不太适用于他本人。他展现出了对白人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对“高端的”白人文化的了解。遇到他的路人不一定一下就能够听出他吹的是维瓦尔第的曲子，但是他们一听就知道他吹出来的是古典音乐的旋律。这样，路人就会换一种眼光看待他，认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比较儒雅，因此他不太可能是一个容易做出暴力行为的年轻黑人男性（在刻板印象中，年轻黑人男性可吹不出维瓦尔第的曲子）。由此，人们像摘掉有色眼镜一样放下了“年轻黑人男性易出现暴力行为”的刻板印象，只不过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变化的过程。这样一来，斯台普斯看起来就不再那么吓人了。路人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他们知道他不是一个恐怖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中透露出的恐惧也逐渐消退。相应地，斯台普斯也变得更加轻松自如。那个在冥冥之中对他产生威胁的刻板印象被化解掉了。
通过路人的行为转变以及斯台普斯自身的行为变化我们能够看出：一个小小的刻板印象就足以影响身处该情境中的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就像飘浮在空中的云朵一样不易被察觉，但是它却凝聚了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的重量。
（本文摘选自《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