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最痛苦的成分”— 来自原生家庭的挤压与逼迫
张爱玲的经典爱情小说《倾城之恋》搁现在就是一对大龄男女相亲的故事。女主角白小姐，年近30，还和几个成家的哥哥一起挤在娘家——典型的旧式大家族里，人人钩心斗角，连她的亲妈都把她当作“白吃饭”的累赘，她只能在夹缝中放低姿态，委曲求全。
男主角范先生，三十好几，富二代一只，可惜是私生子，虽然出场时已经得到了遗产，但受尽人间冷暖，变得玩世不恭，视婚姻为威胁。白小姐本来是陪妹妹去相亲，范先生却看上了她，聪明的她当然要抓住这个救星不放，这个有钱男人能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白小姐赌上后半辈子的名声和范先生在一起，期待能结婚。可范先生只愿意收她做情妇，她赌输了，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家，她再也没有办法待下去了。
到这里，张爱玲严肃地写道：“如果她纯粹为范先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张爱玲的所有爱情故事里都有这一种“最痛苦的成分”— 来自原生家庭的挤压与逼迫。她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没有幸福温暖的家庭，相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阴冷、自私、势利、貌合神离的。或者，这就是她的高明之处，她是高悬在众生屋顶之上的凛冽目光，能穿透那些粉饰的厚墙，穿过那些强颜欢笑的逢场作戏，直达亲情和人性的最真实处。
“寻找爱情”成了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幌子，用来遮盖来自原生家庭的匮乏与痛苦
这一种“最痛苦的成分”，成为了张氏作品里最独特的一种调料，也让她的作品特别上乘：别的女作家只谈面目模糊的爱，而当她谈爱时，她同时在谈生活的真相。我引用了白小姐的故事，只是为了说明，“白小姐”数量庞大地散落在我们之中。中国的家庭和70年前相比，自然是要现代一点了；但无爱、麻木、将就、半死不活、死要面子、攀比倾轧、互相控制，仍然占很大比例。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家里从未感受过爱和温暖，甚至感到压抑和窒息，他们长大以后，本能地想要逃离。
白小姐是有意识地要挣脱那疯狂的家庭，很多人却是无意识地、像无头苍蝇一样逃入一段又一段感情之中。比如我身边的某小姐，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对弟弟永远比对她上心，她看起来毫不介意，却在长大后陷入一段又一段的错误恋情中，因为她无法抵抗任何一个烂男人对她的好。又比如女明星阿娇，1岁失父，很早承担家庭生计，貌似独立却严重缺乏安全感，她向记者强调她对男友唯一的要求是要永远开着电话——“不能让我找不到他。”
“寻找爱情”于是成了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幌子，用来遮盖来自原生家庭的匮乏与痛苦。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感情饥不择食，他们急于要承诺，急于要结果，急于要把一段关系当成一个大苹果囫囵吞下去，放在肚子里，就安全了。至于这个苹果长什么样，有什么味道，适不适合自己的胃，是最不重要的事。
他们求爱，常常会被“被爱”的形式所迷惑，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懂得“爱”和学习“爱”。就像白小姐一样，婚姻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这种缺乏自省的盲目之爱又容易把这段新生的感情转化为另一个危机四伏的家庭。
尽最大努力更新我们的认知，让自己成为一个能生产爱、辨别爱、经营爱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需要站在镜子前，看看自己在求爱的路上，有没有被“白小姐”那逃命般的灵魂附体。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充裕、有爱的成长环境，正如上文所说，贫瘠缺爱的家庭占了很大比例。如果我们恰恰投胎到后者，那么，第一，我们要在本能逃命时意识到这一点；第二，要为自己谋划第二次“投胎”——不是婚姻，而是尽最大努力更新我们的认知，让自己成为一个能生产爱、辨别爱、经营爱的人。
第二次“投胎 ”当然会很艰难，甚至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真正的好东西都不是那么轻易获得的，不是吗？如果因为艰难就屈服，那么一个人就只能走在第一次投胎决定的既定轨道上，又制造下一轮的轮回。
不要轻易被故事的结局所迷惑。张爱玲给了白小姐一个最慈悲但也最恶俗的结局：1941年冬天，香港被攻陷，在生死离别中，范先生终于确认了对白小姐的爱，一座倾城成全了她的婚姻。不恶俗的结局呢？那当然是最贴近现实的：急于逃离原生家庭的白小姐，在那个女人谋生机会稀缺的时代，一直做着范先生的情妇，翻不了身。
与白小姐相比，现在的女人谋生要容易多了——这个变化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永远不要低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需求。当年任何一个女人为自己争取做“结婚家”之外的其他活路，希望这个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给女人，就帮助了这个世界的进步。最后一段是题外话，但不得不提。
内容节选自《只有时间不会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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