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瘾,每每令家长思之急恐的词语。似乎孩子一旦沾惹上网络,便如同跌进了泥沼,只会越陷越深。那如同对待毒品般的恐惧感笼罩在家长的心头,挥之不去。
但细思量这些恐惧、担忧,与“学习”两字又有牵扯不开的联系。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痴迷于网络(游戏/聊天等)背后实则是担心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面对很多比孩子更焦急无措的家长,有时让人疑惑,网瘾,我们更该担心的是孩子还是家长?
外化问题
我个人不太喜欢“网瘾”这个词,因为它好似暗示着被诊断的个体是痴迷的、不可自拔的、无力的。曾奇峰曾提到“专家们作出‘网络成瘾综合征’的诊断本身,就是要把成千上万的孩子置于‘被治疗’的状态,这是典型的控制,同时也是迫害。”“网瘾”做为标签贴在孩子身上,容易赋予孩子“我有毛病,我无能无力”的想法。回想自己小时候被家长抱着去医院,本来只是身上有些发冷,医生诊断说“发烧”,便顿时觉得面部滚烫,四肢无力,头脑发晕。“病症”本身是有强大的暗示效果的,让人变得弱小、无助。
叙事疗法认为问题和人是相分离的,主张外化问题,赋予个体力量。“网瘾这个小鬼是何时来到你身边的?它如何扰乱了你的正常生活”、“网瘾这个小鬼得到了哪些支持?当它扰乱你的生活时,你是什么感受?为何有这样的感受”“想和网瘾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对网瘾问题拟人化,让孩子和网瘾隔离开,让其通过第三者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和网瘾的关系,让孩子了解到“我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让孩子理解到自己是有力量的、而非软弱的,让孩子发掘自己的潜在力量去与“网瘾”和谐相处。我们要相信,孩子是有力量、有智慧去思索、寻找力量、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反思文化
社会文化让我们贴合的同时也将我们裹挟。东方文化中的“大统一”思想,教会我们遵从社会规范的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服从权力、权威、名誉、等级。熊玲认为“在中国的家庭,是不允许有争执、冲突、分裂存在的,是禁止“以下犯上”的种种观念与行为的。依附权威思想、依赖父母力量,是东方文化下的集体无意识情结。”孩子的内心欲求被主流的文化规则所压制,父母与孩子很难做到平等沟通交流。“孩子应该…、孩子必须…”是家庭互动中父母的常态思维。
此外,主流文化依然认同“成绩”作为评定好孩子的黄金标准。可能影响孩子成绩的一切要素都需要被铲除和监视,例如干家务、恋爱、上网……。成绩的唯一论让无法达到其标准的孩子屡屡受挫、失去自信。
欲求被一次次压抑、达不到“好孩子”标准又屡屡受挫,人是有被赞赏、被认可、被爱的需求的,如果一个人需求得不到满足,能力得不到创建性的运用,也就无法实现内在的和谐与完整,运用熊玲的话说“他就会烦躁不安、抑郁或疯狂,会被驱使着逃避孤独无助,逃避到酒吧、网吧等凡是可以逃避自己的地方。”
在担忧孩子“网瘾”、批评孩子意志薄弱时,我们是否要思考一下社会文化、家庭文化的规则中对孩子个性发展的不利的方面,去试图冲破这些规则,营造新的家庭文化氛围,给孩子温暖、坚定、支持性的成长环境。并适当给孩子独立的发展空间,有时东方文化中父母对孩子过分的爱也会阻碍孩子“独立”诉求的达成,只要让孩子了解父母是他们永远的后盾,会在身旁支持他们便好。要相信孩子是可以独立去完成自己的成长道路、掌控自己的生命进程。
父母做好自己
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上网时间长会形成网瘾,但精神病学家戈德伯格医生认为,网络成瘾症不是真正的成瘾,真正的成瘾症比网络成瘾症严重很多。不是上网时间长就是网络成瘾,还要有具体的诊断标准,例如:具体症状、病程、严重程度、社会功能、戒断反应等。
孩子也是有自己的娱乐需求的,有时我们的过分的焦虑也会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在过多担忧孩子之际是否要先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父母,孩子也不会走歪到哪儿去,一个书香四溢的家庭,孩子身在其中也会对书籍颇有兴趣。父母是孩子行走的教科书,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做给他看就好了。多元化自己的兴趣,持续学习,减少上网时间,当父母将自己的生活关照好后,孩子潜在的网瘾问题也便不是问题了。
当然,网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原因导致,有很多解决之策要探寻。以上只聊些个人的一些感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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