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只有主动向它走去。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地，但可以决定事业版图在哪里。只有不断扩大我们的工作半径，才能在市场中找到新机会。——
早年，台湾以出产中小企业家出名。他们或者文化不高，或者其貌不扬，或者英语不通，但是提了一个007手提箱，里头装着公司的产品样本和目录，就敢飞到全世界去找客户。甚至，台北的松山机场30年前还飞国际航班的时候，经常有中小企业主拿着写着“我的公司卖××产品”的英文牌子，站在山口，吸引那些刚下飞机的国外客户注意。
商人无祖国，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战场，也是市场。这一点，台湾创业家和浙江、广东的商人很像。100年前，广东商人是最早跑到海外做生意的，檀香山、旧金山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近20年，浙江商人则进一步把足迹扩大到世界各地。对创业家和待在创业型组织的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半径不是由地理条件来定义，而是由商机条件来定义。台湾近几年来的创业风气越来越不如前，与其说是创业家失去动力，不如说是当外在环境改变后，整个社会还没有找到对应的方法。
举例来说，13年前，我刚投入新闻业，那是台湾财经媒体的黄金年代，比尔.盖茨、安迪.葛鲁夫、迈克尔.戴尔、约翰.钱伯斯和杨致远等人，都会到台北来，我有80％的工作可以在台北完成，世界会自动走过来，新闻资源丰富。如今，这些人和继任者很少到台湾，但是媒体同业却仍然留在台北，希望完成80％的工作。他们的工具更好，有录音笔和数码相机，电视台记者则配备了SNG车，可以随时直播新闻，却面临新闻资源少很多的窘况，只能靠整点新闻一再回放同样的材料。
企业也面临类似现实。台北工作者愿意被外派的比例，低于北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以经常移动方式工作的比例，也低于这四个城市。越来越多高管的名片上印着两个或三个城市的联络电话和地址，台北的高管大多只印着一个。其他四地的高管把频繁移动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台北的高管却将之视为出差，心态上有很大差别。
经理人的价值，如果仅在一个地方兑现，那上升空间就有限；工作半径越大，代表价值被需要的范围越大，上升空间就越大。你的工作半径有多大？10公里、100公里、1000公里还是10000公里？你的移动频率是多久？一年、一季、一月还是一周？与其他四地相比，台湾经理人在工作半径和移动频率上都落后，他们的薪水比不上香港和新加坡，领先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也在急速缩小。他们就像“植物”，顶着头上一小片天，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矿物”，能够被搬动，却非出于自愿，很少有主动到处觅食的“动物”。
最近我到深圳大学EMBA讲课，班上都是三四十岁的经理人，其中有两位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来自鞋厂，公司在西班牙设厂，她经常要到当地帮忙，但一到夏天西班牙每天工作时间不到5小时，节假日又多，订单满载却出不了货，不知如何解决。另一位来自石化厂，他的公司在印度和韩国都有设厂，但印度当地的卫生条件差，韩国则是生活成本太高，他不知该如何说服同事过去。以我在北京和上海的见闻，我相信深圳这一班学生不是特例。
另一次，我受邀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主题是“全球化下的传媒行业演进”，我举了不少台湾的例子。问答时间，一位学生举手问我，台湾的媒体是否有“反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绝大多数的电视台和报纸，报的都是地方新闻，国际新闻的比例很低。这个题目同样让我印象深刻，曾经一度以世界为家的台湾工作者，如今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变，而传媒反映了这件事。
台湾有很好的创业传统，从中产生过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在培养专业经理人这一方面却没有跟上。台湾很少有能管理50亿美金以上规模的经理人，因为超过这个规模的企业极少只在一地运作，必然是跨国企业，需要大的工作半径。当世界距离我们更远，我们只有跨出去走向它，别无他法。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地，却可以决定自己的事业版图发展到哪里。创业就像革命，是要改变现状，而不是接受现状，如果连自己的心态和工作半径都无法改变，要改变现有市场的结构找到新机会，那是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