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这座世界工厂里，所有的机器都按照标准化程序运转着，而这座工厂里面的工人却是复杂多变难以标准化的机器。机器人、避孕药、压抑、抗争、帮派、抢劫、卖淫等成为这些无法标准化机器的关键词。——
11月中旬的东莞，明显转凉。
清晨6点，蓝灰蓝灰的晨空里，夹杂着连绵不绝的小雨。东坑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26岁的何闯和80余名工友已经不吃不喝站了22个小时。他们都是富港电子厂喷漆部员工，最近一次体检，喷漆部共有十余名员工被查出汞超标。这是典型的职业病，工人们要求改善车间环境，可惜交涉无效，于是他们走上楼顶，以扬言自杀的方式，表达诉求。
几十公里外，常平冠亨电子厂的电路板车间，20岁的张欢不停地用干冷的双手搓揉脸颊，以清醒头脑。这是夜班的末尾阶段，在重复了3000多次简单的摁压动作后，困顿成了最大的危险。就在上周夜班，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因为犯困，用自己右手操作电路板塑型机，压伤了调整完电路板方位后本该抽出的左手。
常平中心地带，曼哈顿公寓，22岁的陈芳还在沉睡。一年前，这个前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遭遇了廉价薪水、长时间痛经以及未婚夫欺骗之后，成了常平某酒店月入过两万元的桑拿技师。只是，薪酬变化没能改变她打工期间嗜睡的毛病，她说，最长一次连续睡了三天两夜。
何闯、张欢、陈芳，都是东莞数百万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三十余年，他们如潮水般涌向东莞，把东莞令世界瞩目的崛起变成可能，但同时也被东莞改变着：一些人学会隐忍，学会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生存，学会把身体调试成不知疲惫的机器，学会用命里劫数来对待遭遇的不公；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沉沦，用身体、用鲜血做赌注，与这座城市的繁华快速接壤；还有一些人，变成东莞街头随处可见的寻人启事上短短几句话，就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一、机器人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天色开始大亮，早起的农民工让城市变得躁动。
富港电子厂南门，数以万计下晚班和上早班的员工在此交会，在巨大的工业厂房背景下，就像一大群缓慢挪动的蚁群，渺小且一致。与何闯一起站在楼顶的几个女工趴在屋檐，急切地向楼下挥手，示意她们已经坚守了整整20多个小时。
她们期待过媒体，但这种事情在东莞太过频繁；她们期待过政府，可到场的官员千篇一律地说，“车间环境肯定没问题，我们年年都组织检查”。于是，工友的关注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可在门卫严厉的注视下，挪动的人流没有停留或观望，只是熟练地把工卡放在门禁器上，嘀一声，而后迅速离开。此前一刻还在激动挥手的女工们哭泣着爬上屋檐，前一日她们曾以同样姿势威胁当地官员，不过那时说到底只是装装样子，而这次是真的绝望了。
凄冷的细雨把何闯也打得颤抖，他已然清楚这次抗争基本宣告失败，不过他并不打算指责楼下那些工友，因为“在工厂，是人都得变成机器，哪有想法管别人死活”。
富港电子厂是东坑最大的企业，隶属台湾正崴集团，是典型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主营蓝牙耳机、显示模块等电子产品制造，客户包括微软、苹果、索尼、摩托罗拉等，其管理模式也是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常用的泰罗模式，即人是机器的附属，企业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对每种劳动要素规定一种科学方法，以达到最高效率。
何闯打进入喷漆部起，就被固定在专有的工位上，每天操作喷枪，喷涂至少5000个电子零部件。其间他站立的姿势(工位不设座位)、与工位之间的距离，包括上厕所时间(每4小时可申请一次)都有严格规定。他甚至无需知道喷枪的构造或者喷枪上按钮的功能，因为由工程部作业分析员严密制作出来的工艺流程图，已经把每个步骤细分到极致，他只需把流程图上的图标死记硬背，再严格执行，即可完成工作。
在工厂，工程部作业分析员几乎是除了人事部职员外，工人们最厌恶的职员。每每某种新产品需要开始生产时，总能见到他们手持计时器出现在车间。
他们不仅精确测量工人们完成每个步骤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还研究身体的姿势、身体之间的距离、身体与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以及桌椅与工位的高度。他们把所有这些数据输入电脑，以最终确定这条生产线每天的生产指标、传送带速度，以及每个工人的效率。
某种程度上说，工程部追求的是生产机器的梦想。何闯深深痛恨这一点，他总是抱怨工艺流程的过度刻板，“喷漆这个工作明明可以坐着完成，那些分析员却非让我们站着，说只有站着思想才能时刻紧绷，而每天站12个小时的感受他们根本就不理解，直到现在，我每次吃饭都宁肯用5分钟就扒完，以换取剩下25分钟可以随便找个角落靠墙坐着。”
二、避孕药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这样的工作感受会让人想到匈牙利作家米诺什·哈拉斯蒂。这个匈牙利现任国会议员曾在一间拖拉机厂工作，并写下《一个工人在工人的国家》，在这本书中他写道：
“最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最好的工人们都非常擅长这一点。他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好像有一张固定面具紧紧地粘在他们脸上一样……他们可以一整天都保持一种快速而稳定的节奏，简直就好像机器一样，即使感到新鲜也不会冲动，相反，感到疲倦也不会松懈……”
可人毕竟不是机器，对身体、对动作过度标准化的分割，首先导致的就是工人身体的异化。
陈芳来自四川绵阳，她到东莞半年后开始出现痛经。在成为桑拿技师之前，她是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负责检测主板，每天检测20到30件，每件60箱，每箱100个。这种工作强度对东莞大多女工来说不算劳碌，可她曾三次被痛经折磨到当场晕倒。但每次回老家陈芳的痛经症状就消失，回到东莞又再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女工的身上。在每年3万多起工伤都无法及时解决的珠三角，女工们的痛经要引起重视，无疑是奢望，但她们有公认的“神药”：避孕药。东莞的工业区附近大多配备有福建莆田人开的小诊所，他们卖得最多的就是避孕药。
避孕药可以治疗痛经的说法，据说最早来自台资企业。在台企的车间里，主管们的口袋总会装些不知名的药，一旦有女工出现经期不适或者晕倒等症状，就会赶紧喂她们吃下，吃完之后效果不错。有心的女工悄悄破译了主管们的秘密，并且口口相传。陈芳就有过无数次用避孕药缓解痛经的经验，而事实上，用避孕药缓解疼痛并非所有女性都适用，不过，女工们已经顾不及了，因为摆在她们面前的是更现实的困境：痛经不能成为请假的理由，而旷工则要面临不菲的罚款。
三、压抑和算命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相较于身体的异化，让何闯和陈芳更痛苦的，是过度标准化的分割导致的压抑。
2010年，在富士康六连跳之后，南方周末实习生刘志毅潜伏富士康28天，他惊讶地发现，“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而“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有工人死后，同宿舍的其他几个舍友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刘志毅最后总结：“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
对于这一点，何闯深以为然。富港电子厂喷漆部要求甚严，每个工人进入车间前都必须换上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个眼睛的蓝色无尘服。何闯说，“穿着无尘服，我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怎么交朋友？”在富港工作3年，何闯唯一熟悉的就是自己生产线的线长，因为每4小时可以申请上一次厕所，而上厕所前必须到线长处领取全线仅有的一张离岗证。
不用穿无尘服上班的张欢，同样认为在工厂交朋友是件困难的事，认识到这一点，他牺牲了三部手机。张欢性格爽朗好交朋友，打工之初的闲暇时间，常常喜欢缠着舍友聊天，还拉上舍友一起喝酒。他以为和舍友们成了朋友，可先后有三个这样的“朋友”在离职前以手机卡没钱为由，把他的手机骗走。之后，张欢再不相信工厂里的友谊。
陈芳的脖子上则有几道长长的抓痕，都是打工期间睡觉时自己用指甲抓的。陈芳说，不清楚为什么，也不清楚具体时间，抓得流血也不感觉疼痛。这让她苦恼，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有变态倾向。陈芳宿舍里的另一个女工则有睡梦中尖叫的习惯，她甚至会被自己的尖叫声吵醒。
面对这些情况，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咨询算命先生。东莞的工业区附近大多徘徊着一些算命先生，除了算命，他们还兼看风水、取名字、代写书信甚至帮农民工代写起诉状、按摩疗伤。算命先生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在农民工群体中却十分受用。因为算命先生的建议，陈芳更改了睡觉的朝向，还在床边贴了张捉妖天师钟馗的画像。
“你这是坐办公室的命，现在是磨练你的时候”，年轻的工人会被算命先生告知这样的“天机”，张欢的一些工友相信了这些话，报了培训班，试图从体力劳动跨越到脑力劳动。常平土塘工业区有家只有两间门面的广智培训学校，工余时间总有不少年轻人来上课。学校老板说，打工群体选择最多的是678元的高级办公文秘课程，包括W O R D、EX CEL、PO W ER PO IN T等基本办公软件，以及诸如如何穿职业套装、如何打领带等基本办公礼仪。因为不太熟悉电脑，这些年轻人用起办公软件来很笨拙，但他们虔诚的神情，足以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汗颜。
四、隐形的抗争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
在机械化的工作和碎片式的生存双重压力下，东莞的工厂不乏抗争案例。
就在何闯和工友爬上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的前几天，黄江裕成鞋厂就发生了数千工人上街抗议的事件。裕成鞋厂是黄江的重点企业，以替阿迪达斯、耐克等诸多世界品牌代工成名。当地政府历来重视鞋厂工人的诉求，这次却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工人们抗议的是鞋厂订单减少，不让他们加班。
在东莞，工人的收入基本都由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几乎紧贴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只够农民工自身开销，加班工资才是大头，是农民工们寄回家的钱的主要来源。正因为此，农民工们在找工作时通常都只问两个问题：出粮准不准(时)？加班多不多？进入工厂后，也大多主动签署自愿加班的书面材料。
可是，这并不代表工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老练的工人都知道，忙季是向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最好时机。因此，东莞的工厂常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在订单最多、最忙碌的时候，生产线上的工人却像打了霜的茄子一样，不管主管们如何责骂，都打不起精神。对于这种隐形的抗争，企业主通常会选择容忍，为确保按时完成订单，他们还会适当改善伙食，顺便满足工人一些简单要求以作激励。
但对于另一种方式的隐形抗争，企业主们就绝不会容忍。在部分农民工看来，偷工厂的产品不算偷，而是拿，因为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出来的。有些商人专门做起这方面的生意，厚街寮夏一些鞋包店就自称有内部渠道，收购工厂里流出来的东西。这些鞋包通常都是工厂代工的名牌产品，商店以极低价格从工人手中购取，再以不菲价格卖给追求品牌的年轻人。
何闯工作的东坑富港电子厂也遇到这种现象。因为常年加工电子产品，何闯熟悉而且关注各种电子品牌，闲暇时，这个上进的小伙子常常会登录一些专业网站学习。有一次，他在一家电子网站上无意看到摩托罗拉在英国发布了一款新式蓝牙耳机，这款耳机正是他几个月前加班加点完成的产品。但让何闯惊讶的是，工厂门口卖馒头的老大爷早在半个月前就用上了这款耳机。
奢侈品以这样诡异的方式与普通农民工产生交集，但这种交集是工厂不乐意看到的。东莞出口加工型企业几乎都有一套严密的流程监控系统，有点像物流系统，对生产环节每个步骤使用的原材料及成品都有详细数据统计。可再精密的系统终究也敌不过农民工的“智慧”。东莞一家知名电子代工企业曾发生过更夸张的事情，他们接到微软一款鼠标订单，还在小规模试产时，淘宝网上居然已经出现了这款尚未命名的产品。无奈之下，企业只能高价购回，以防商业机密流失。
五、老乡帮派
这尘世间的浮躁如何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在东莞工业区，几乎和盗窃现象一样常见的，还有以老乡为纽带成立的帮派。他们大多是附近工厂分化出来的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为应付日常奢靡的生活，只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找钱，惯常的手法是敲诈勒索，对象就是工业区的商铺以及那些孤立的工人。
“特别好敲”，黄江一个帮派成员说，“比如说有家小吃店生意比较好，那我们就去吃东西，吃完就说吃到虫子肚子疼，一般识相的老板都知道什么意思，都会给钱。他们是穿鞋的，我们是光脚的，他们斗不过我们。有些店有人罩，不想给钱，那我们就跟罩场子的那帮人打，打得过就轮到我们收钱，打不过自认倒霉，换其他地方敲也一样。”
因为钱来得容易，他们花钱大多大手大脚，常常在敲诈当晚就在夜总会花个精光，接着再换地方，这导致他们的敲诈行为很随机，没有规律可循，当地警方对此头痛不已。一方面东莞警力严重不足，无法时刻布防；另一方面，就算抓到了他们，根据现行法律，敲诈勒索达到2000元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而他们的敲诈又很少会达到这个数。
今年9月，东莞横沥3家发廊店老板因为不堪敲诈，不得不跑到市区横卧斑马线，以求市领导保护。何闯同样碰到过这样的困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正崴集团把旗下几个开工不足的分厂员工调配至富港电子厂，其中不乏帮派成员，于是富港工人的噩梦开始。这些员工一进厂就开始搜集工友的电话号码，一一发短信，声称收信人在外面得罪了谁，现在对方出价3000元要断其手，建议收信人出来聊聊。起初，不少工友都被吓到，老老实实地向他们缴纳“平事费”，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是骗局，就不再搭理。于是，他们干脆赤裸裸地绑架勒索。
何闯亲眼目睹过一宗绑架案，他说，就在大街上，七个人拉一个人，愣是把对方拉到长安，敲诈了三五千元。之后，这些帮派成员胆子越来越大，每月15日富港电子厂发工资的时候，就在车间门口堵着，挨个索要600元保护费。这种现象持续了大概半年，工厂里的台干大多不敢管，直到有个经理用封闭厂门不让员工外出消费的方式，给富港厂所在的初坑村施压，迫使对方增派驻点巡逻的警力，问题才得以解决。
六、抢劫和卖淫
剩下的，这些图纸，铁，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孤独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除了帮派团伙，还有一些工人选择的“营生”同样触犯着法律底线。张欢个子矮，长得结实，一头凌乱的黑发，一双机灵的黑眼睛。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就像只有十五六岁、穿着工装裤运动鞋的小男孩，不耐烦地要长大。可就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在刚到东莞的第二个月，就有了抢劫的念想，甚至一度付诸行动。
2007年，张欢初中毕业来东莞常平一家服装厂打工，第一个月干完拿到1200多元工资，这是他人生的第一笔巨款。张欢想买几件漂亮衣服，再剪个时尚的发型，以犒劳一个月来的辛苦。在工厂附近，他上了一辆去往镇中心的中巴，顺手给了售票员10元。但对方把钱退了回来，说是假币。张欢换了一张50元，对方又说是假币。张欢这下蒙了，执着地掏出一张又一张百元大钞，而对方也一张又一张地退还给他。
现在的张欢很清楚，这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骗局，可当时的他直到1000多元几乎全被换光，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只能郁闷地回到宿舍。在宿舍，一个贵州籍老工人大肆嘲笑这个傻小子，这个老工人喜欢赌博，没钱了就去抢劫。盛怒之下，张欢说：“好，别人骗我那我就抢别人。”
另外两个工友也一拍即合。当晚，张欢带着老工人借给他的匕首来到常平袁山贝，4个人蹲守到凌晨，但最后没动手。张欢说，没碰上合适的对象，另外也确实紧张，每每想要动手就发现连路都走不稳，感觉轻飘飘的。张欢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可他的一些工友就没那么侥幸。张欢说，那个贵州籍老工人被抓了，另外一个白天上班晚上抢劫、时不时还带手机回宿舍卖的工友，也被抓了。
为了钱，这些男人铤而走险，而一些女工则不得不出卖身体。陈芳和未婚夫相恋四年，同在精成电子厂工作。做了两年品管员之后，未婚夫建议陈芳去坐台。陈芳说，那时她对坐台完全没有概念，还以为是酒店迎宾。未婚夫把她介绍给看夜场的混混，当晚陈芳即遭凌辱。
事后，陈芳想过自杀，但未婚夫苦苦哀求。她没再回工厂，找了间出租屋独自疗伤。可随后，她惊讶地发现未婚夫早就不在工厂上班，一直有个做桑拿技师的女人在养他，他又用这个女人给的钱养着陈芳。
陈芳彻底愤怒，她用刀片割伤左手动脉，流着血威胁未婚夫，可未婚夫还是坚定地跟那个桑拿技师走了。自此陈芳断绝了对爱情的念想，干脆到酒店从事完全色情的桑拿服务。她所在酒店共有60多名桑拿技师，据陈芳说，这里几乎所有技师都是被男友骗来的，其中不少人和男友至今还在一起。她们的男友还常常接送她们上下班，在这些男友看来，只要戴了套，其实桑拿也就是一份工作，就跟在工厂上班一样，有早班有晚班，有加班也有休息。
陈芳本来打算干几个月赚了钱就回家，可现在她觉得已经习惯了常平。当记者问起打工快乐还是现在快乐时，这个喜欢把黑色卫衣的袖子拉得长长再上下摆动的小女孩，哭了。她说，以前无忧无虑，现在是麻木，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跟自己无关一样。闲暇时，陈芳喜欢看书，最近她正在读女性情感专家邱庆萍撰写的《情商智商决定女人的一生》。
爬上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的次日，何闯和工友们陆续辞职，有些人跳槽到东莞其他工厂，有些人干脆提前回家过年。离别前，为了纪念共同的抗争，他们在厂门口互相拍照留念。几个年轻人在大门附近的招聘处耐心求职，脸上期待的神情一如何闯当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欢、陈芳为化名；文中所引诗句出自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的作品《生活》）
文/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