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有性繁殖相对于无性繁殖的优点是，另外一个个体基因的加入，可以产生更适合环境的后代。又岂止是在基因层面。婚姻这个文化和社会学层面的设置，使男女各自带着自己家族心理上的“传家宝”，进入到制造后一代的人格的工程中。
有基因和文化两个层面的保证，似乎只可能出现越来越好的后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男性或女性家族的“传家宝”，也有“坏”的。这些“坏”的东西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一个或几个后代那里显著地表现出来，即成为严重的病人，其精神科诊断的名字，叫作精神分裂症。据统计，中国这类病人的数量是1600万，在疾病总负担排行榜上位居第一。
看着精神分裂症患者长长的家族链，想想他身处的关系环境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就是为了聚集两个家族的问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著名精神分析师霍尼称其为“派遣”——他受命于家族，来患这个病。初次在这样的场景下读到“派遣”这个词，惊出一身冷汗，深感在命运面前，每个人都只能是弱者。
研究显示，对孩子人格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父亲多半是这个影响的背景因素。母亲在其家族中受到的创伤，如果没有得到修复的话，会以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令人无限伤感的是，这种在现实层面会给后代带来很多伤害的做法，在最深的潜意识层面却是因为对后代的爱。
因为爱，所以母亲会给孩子制造跟自己当年一样的创伤性成长环境，把孩子变成最能够理解自己的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病相怜的紧密联结。
因为爱，母亲恐惧跟孩子分离。大自然设计的孩子成长的倾向，是对有分离焦虑的母亲的最大威胁。孩子的成长意味着独立和自由，这会让母亲体验到被抛弃的感觉。所以母亲要跟成长的力量对着干，于是让孩子变得无能，各方面的无能，彻底丧失远走高飞的可能性。
因为爱，母亲会尽最大可能隔离掉其他人对孩子的影响，首先是孩子的父亲，然后是老师、同学和朋友。许多母亲自豪地说，我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有什么心事还是只跟我聊。
孩子那边，呈现的是矛盾。一方面，成长的力量浩浩荡荡；另一方面，妈妈的爱与隐含的“威胁”，使他必须在忠诚和背叛妈妈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人做出妥协的选择，即两不得罪，有限度地忠诚或者背叛，这使他们能够内心冲突较少地活下去，基本是一个健康人。但如果母亲对忠诚的要求过于严厉，孩子就只能完全选择忠诚了——还有比精神分裂症患者更离不开母亲的人吗？
写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认为我是在恶意攻击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其实我是在强调母亲的重要、赞美母亲伟大的爱，同时在揭示不健康的母爱的方式——这样做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使母爱之下的孩子能够成长到有能力以健康的方式回报母亲。精神分裂症的孩子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健康的母爱，其实是母亲自我攻击的一部分——她们不自觉地毁掉了自己本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母亲也曾经是小女孩，她的命运是她的母亲制造的，由此可以上推到祖祖辈辈，这还不算由于重大社会动荡导致的集体心理创伤，如“文革”。
面对命运，我们也并非全无反击之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伤和修复创伤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尤其是最近100年左右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创伤及其修复积累了非常多的知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知识，如果被一个即将做母亲的人获得并应用，那她基本可以避免制造一个有问题的后代。而且，现有的知识也能够解决不那么严重的心理问题，使孩子能够更有成就，更能够享受幸福。
如果你还认为心理学是一堆没有实证研究基础的胡编乱造，那么读这本书可以改变你的看法。本书列举了无数神经科学与实验心理学的例子，将心理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实证研究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多到一个人穷尽一生都不一定能读完的程度了。
很多母亲说，孩子的健康快乐，就是我的幸福。这是一种伟大到无私的母爱，但同时也是既伤害孩子又伤害自己的“人格捆绑”。在这样的关系中，似乎孩子需要对母亲的幸福负责，所以必须“刻意”地处于健康快乐中，连体会一下不快乐的权利都没有了。母亲也因此丧失了独立享受人生的机会，完全成了孩子的生活的旁观者，没有为自己活着。母亲和孩子连在一起，的确有令人陶醉的温暖和甜蜜，却少了两个独立人格屹立在地平线上的健康、大气和壮美。
做一个好母亲其实也很简单：多为自己活着，把自己变成一个轻松、快乐的人，是母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曾奇峰为《母婴关系创伤疗愈》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