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获得成功，同时就获得好运，而运气带来义务。你欠了一笔债，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没你那么好运的人的债。
感谢Tilghman主席，各位校董和朋友们，2012年级的家长们，还有最关键的，普林斯顿2012年级的同学们。请给自己一个掌声吧。下一次你在一所教堂里看到大家都穿成黑色的时候，像这样欢呼就很尴尬了。享受这一刻吧。
30年前，我坐在你所坐的地方。我一定也听过某位年长的人分享他的人生经历。但我已经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连是谁发言都没印象了。而在我记忆中仍栩栩如生的，是毕业。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很激动，或者感到轻松，也许你们现在就是这样。我却不同。我义愤填膺：我来到这里给了他们我人生中最好的四年，而他们就是这样报答我的--把我踢走。
在那时我只确信一件事：我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我修的是艺术史，那是我的起点。即使在当时这也被视为疯子的行为。我为市场做的准备一定差过几乎在座的每一个人。而现在我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和名人。对吧，算是吧。我将简短的描述我是如何飞黄腾达的。我希望你们在走出校门追寻自己的事业前能够明白，事业发展本身是多么神秘。
我从普林斯顿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表任何东西。我没有为the Prince刊物或任何人写过任何文章。然而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艺术史系的学生，我第一次有了在文学界施展抱负的冲动。这是在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生的。
我的导师是个超有天分的教授，William Childs，一位考古学家。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研究意大利雕塑家Donatello如何借鉴了希腊和罗马雕塑--其实这跟今天的题目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一直喜欢让别人知道。神知道 Childs教授是怎么看待这个题目的，但他却帮助我全心投入。不只是全心投入，根本就是痴迷。当我交上论文的那刻我知道了我这一生想要从事的事业：写高级论文，或者说，写书。
然后我去了论文答辩。地方离这不远，就在 Mc Cormick厅。我等待着希望听到 Childs教授告诉我我的论文写得多么好。但他没有。于是等了45分钟后，我终于问，"那你怎么评价我的写作呢？"
"这么说吧，"他说。"千万不要靠这个谋生。"
所以我放弃了--其实不是。我做了所有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做的那件事：去读研究生。我在晚上写作，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写哪些东西。一天晚上，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我身旁的女士是一个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大佬的太太，那家银行叫做所罗门兄弟公司。她基本上迫使她的丈夫给了我一份工作。我那时对所罗门兄弟公司根本一无所知。但所罗门兄弟公司恰好处在华尔街转型的前线--转成那个如今我们都知道并爱的样子。
当我到了那家公司，我被几乎随机的分配到了一份最好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观察这滋长中的疯狂：他们把我变成一个衍生产品的内部专家。一年半以后，所罗门兄弟开给我数十万美元的支票，让我给专业投资者提供有关衍生产品的咨询。
现在，我有东西可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华尔街已经变得如此的精神错乱，它会给普林斯顿一个对金钱一窍不通的新毕业生一大笔钱来假扮理财专家。我误打误撞找到了自己的下一部高级论文。
我打给我爸爸。我告诉他我要辞掉这个百万美元的工作来写一本只有4万美元预付款的书。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也许你该再考虑一下，"他说。
"为什么？"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再干10年，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写你的书，"他说。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知道知性表达的激情是什么感觉--因为在这里，普林斯顿，我曾感受过--而我想重燃那份激情。我那时26岁。如果我真的等到36岁，我将永远无法写成那本书。我会已经忘记了那种感觉。
我的这本书名叫《说谎者的扑克牌》。卖了100万册。我那时28岁。我有了一项事业，一点名气，一笔财富，和一个新的生命传奇。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告诉我我天生就是作家的料。这太扯淡了。即使我都能看的明白，有另一种更真实的传奇，它的主题是运气。
那顿晚宴刚好坐在所罗门兄弟女士身旁的几率有多大呢？空降在一个最好的华尔街公司，从而有机会写这个时代的故事的几率有多大呢？正好坐在一个可以俯瞰行业全景的职位上的几率又有多大呢？碰巧遇到这样父母，没有与我断绝关系，而只是叹了口气，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就去做吧"，这样的几率又是多大呢？有幸心中有被普林斯顿艺术史教授点燃的那种"非做不可"的激情的几率又有多大呢？而最初能够入读普林斯顿的几率又是多大呢？
哥不是在装谦虚。哥是在有目的的装谦虚。我的经历表明了成功一直是如何被世人理解的。人们真的不喜欢听到成功被归结到运气上面--尤其是成功人士。当他们年龄增长，当他们步向成功，他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根本就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愿承认机会事件在他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这么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个世界也不愿意承认运气的角色。
为这我写了一本书，叫《钱球》。这表面上是写棒球，其实是在写别的东西。在职棒里有穷的球队和富的球队，他们用在球员身上的钱有巨额的差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职棒里最富的球队，纽约洋基队，在它的25名球员身上花费约1.2亿美元。而最穷的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花费大约是3000万美元。然而奥克兰队却赢了和洋基一样多的比赛--超过其他那些富有的球队。
这本是不应发生的。理论上讲，有钱的球队应该买最好的球员，并赢得所有比赛。但奥克兰队发现了一个秘密：有钱的球队并不真正明白谁是最好的球员。球员们被错估了。而他们被错估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家们没有在棒球成功中给予运气足够的重视。球员们因他们基于其他人的好表现上做的事情而得到称赞：投手的身价由胜场决定，击球手的身价由送垒上跑者得分决定。球员们因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而受到批评或称赞。比如说他们击中的球恰好落在场地的哪个位置。
放下棒球和体育不谈。这里有这样一批企业员工，年薪几百万美刀。他们做的事和他们行业里其他人一直以来做的事没有任何差别。有几百万人评价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数据统计。但他们却被错估了--因为这个世界面对他们的运气成分是瞎眼的。
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这样的事已经持续上演了一个世纪。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直到当一个穷球队发现这里实在有利可图，不得不去留意的时候。所以你不得不问：如果一个百万美元身价的职业球员可以被错估，那谁不会被错估呢？如果完全奉行精英主义的职业体坛无法区分好运和优异，谁又能够区分呢？
《钱球》这个故事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你使用更好的数据，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价值；总会存在价值有待挖掘的市场低效配置，等等。但它有一个更广泛而不那么实际的信息：不要被生活的结果蒙骗。生活的结果，虽不是完全随机的，却掺杂了很多运气成分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也同时曾获得好运--而运气带来义务。你欠了一笔债，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没你那么好运的人的债。
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和这个演讲一样，这将是你很容易遗忘的东西。
我现在住在加州伯克利。几年前，就在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加大心理系的几个研究人员搞了一个实验。他们像抓小白鼠一样找来了一批学生。然后他们给学生分组，按性别分开。每组三个男生或者三个女生。然后他们让这样的小组进到房间里，然后随机选取三人中的一个作为组长。然后他们让他们处理各种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说应该如何对待学术造假，或者如何控制校园酗酒问题。
在他们开始解决问题30分钟时，研究人员们会打断各组。他们会拿着一盘饼干进入房间。总共四块，小组里有三个人，但却有四块饼干。显然每个成员分到了一块，但还剩下第四块放在那儿。这本应该是个尴尬的处境。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组的表现难以置信的一致，那个被随机任命做组长的人拿了第四块饼干，并把它吃了。不仅吃了，而且吃的津津有味：咂咂做响，大嚼特嚼，口水横流。最后那块饼干剩下的只有组长衣领上的饼干渣了。
这位组长没有任何丰功伟绩，也没有过人的美德。他只是30分钟前随机被选的。他的身份除了运气什么都没有。但他仍然觉得饼干应该是他的。
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华尔街的奖金和CEO薪酬，我也确信它还可以解释很多人类行为。但它同时也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新毕业生有关。通过某种一般性的方式，你已被任命为小组领袖。你的任命不一定是完全随机的。但你必须意识到它的随机的那一面：
你们是少数的幸运儿。幸运在于你有这样的父母，幸运在于你有这样的国家，幸运在于有普林斯顿这样的地方，专门吸引幸运的人，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幸运的人，并增加他们更加幸运的机会。幸运在于你正处于世界历史上最富饶的社会，处于一个没有人会要求你为任何事牺牲自己的意思的时代。
你们都面对着那块多出来的饼干。你们也将面对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觉得你本来就配得那块多出来的饼干。就我所知，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可以更快乐，这个世界也可以变得更美好，如果你能够至少假装你不配。
永远不要忘记：为国效力，为万国效力。
谢谢。
祝你好运。
文/Michael Lew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