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人格只有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体现，自我与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Psy525.cn
“做人”这件事是带有浓郁传统风味的中国土特产，说白了是指接人待物的处世之道。西方文化中就找不到相应的固定词汇，在英语里只有“to be”（成为你自己），这有存在主义味道，和“做人”还隔了一段距离。小王“做人难”的感慨，其缘由是与中国人的人格构成分不开的。
中国文化没有西方那种建立在自我意义上的抽象人格，它不倾向将个人从社会关系抽离出来进行自我反思。中国式的人格只有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体现，自我与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仁者人也”（《中庸》），这是中国文化对“人”下的最为经典的定义。“仁”字从“人”从“二”，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其中一方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国人的人格构成中既然含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那么也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概念。
中国人的人格系统把“人”两分为“身”与“心”，文化上用观念形态表现出来，分别是道家与儒家。
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系统把“人”两分为“身”与“心”，文化上用观念形态表现出来，分别是道家与儒家。儒家可以说是“心学”，道家则是“身学”，二者互为补充，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倾向。
中国人一般比较“人情味”：不轻易拒绝别人的要求，急人所难，忘我地为朋友办事，甚至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这恰是“心”的表现，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照，关照的对象就是彼此之“身”，所以中国人打招呼就是：“吃了吗？”或者“别来无恙？”这种心的灵犀由一人之身发出，到达对方之身，正是“仁”最要紧的元素。儒学也是“仁学”———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正统，也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所显露的一面，所以中国人讲究“心心相印”、“将心比心”，处处以对方为重。
而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一人”之身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老子。法本第三十九》）在老子心目中，万物都是从这个“一”派生出来的，像仁义一类的东西只是末流，最好能够直接掌握到天地还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个“道”。
儒道处世原则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双面性因素，这也是“做人难”的根本原因。
其实，道家式的偏重个人，目的仍在于保身养身，希冀“天地与我并生”。这种目的是现世的，甚至是自私的。它反映的也是文化深层中个体爱惜皮毛、明哲保身、不要好出头的倾向，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就是活命哲学和乌龟哲学。
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套哲学亦包括如何利用二人关系，用“忘其身”的姿态来作为“利吾身”的伎俩。不少传统士大夫“退隐终南”，也不过是宦海失意后力图东山再起。中国人往往养成“多吃一点亏”的习惯，方便以后在对方面前“吃得开”，吃亏倒成了使自己得益的方法。这个倾向甚至堕落成一种阴谋术，即如何利用欲取先予、欲擒故纵、欲贬先扬、以退为进的方式去算计别人，达到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目的。
因此，在阴阳调和、儒道合用的中国文化里，才会一方面出现“忘我无私”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存在难以说清的“私心”。儒道处世原则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双面性因素，这也是“做人难”的根本原因。
“做人难”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也有关系
“做人难”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也有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西方社会结构是一种个体平等的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因此，在个人交往领域，每组关系都是一组特殊的关系。在每组交往关系中，心的互动也是特殊的。这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一个没有受此熏陶的人是很难深刻体会和理解的。
“做人难”的问题就这样出现了。首先，要把每组关系都处理好很困难的，每一组交往关系都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包含不同的“度”，过与不及都不妥，这需要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其次，心的互动操作起来更不容易，对每种关系都投入特殊的感情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客观上讲，想要完全与他人分享彼此的感情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理想，这种幼稚的理想很容易被虚伪的人进行感情的欺骗。往往，在热忱的儒家表面姿态下潜伏着阴暗的道家谋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私人的感情交往愈发趋向商业交易的环境下，这种欺骗行为尤其可能在较大范围流行。对这种文化的消极面，个人无能为力，便只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做好人”也是为自己赚取道德优越性的最佳手段
在中国文化里，由于“身”“心”二元分离以及用“二人”关系的人格设计，所以，个人的“自我”肯定，总是必须借助于别人的表态。因此，面对挫折，小王痛定思痛，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伙，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盲目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作城府状，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自己兜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努力做个“好人”。
的确，在客观上“好人”是最中庸的，对他人也是最安全的，是否“做好人”往往成为舆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但是，“做好人”也可能被某些阴谋家利用，成为赚取道德优越性的最佳手段，这种来自道家的文化动机，人们往往“心领神会”。因此，当小王把“好人”又辛辛苦苦做得滴水不漏八面玲珑时，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没想到别人又给他下了另外一个定语：“会做好人”。当然，他们也会套用最新流行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表达方式：“会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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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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