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价值观应转向幸福感 ——Psy525.cn
广州心海榕心理机构心理专家于东辉认为，“全民焦虑”的情况早就有，只是在现在集中爆发。我们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尽快地达到成功，我们对世界的期待比世界本身要高。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太高了。
房贷三万 目标太高容易焦虑
于东辉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是个公司老板，做外贸生意，收入并不固定，可他供了5套房，每个月要还3万元房贷。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你问他买这么多房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他是那种冲动型的，看到好的就买，不是炒房客，要是炒房客倒好了，不会这么焦虑。5套房里，还有一套别墅，他和妻子、孩子一家三口住在三层楼的大别墅里，接个电话还要上两层楼。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成功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全民以幸福感作为目标，那情况会完全不同。
突出人群 社会精英与底层蚁族
于东辉分析，最焦虑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层，有社会地位，有权力，是社会精英，另外一类是蚁族，很多人是农村考上大学出来的，家里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买车买房。他们焦虑是因为没有退路。精英更没有退路。有一个企业中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学，两个人一起竞争副总的位置。他觉得对方可能上位，就没日没夜地工作加班，见到谁都讨好，结果到极限，整晚失眠，患上很严重的焦虑症。
享受当下 追求平和放松幸福感
现在认为的成功，是财富、权力的成功，而不是人生、生命的成功。
追求幸福感，重要的在于享受当下。现在享受什么？成功？成功和工作、激情挂钩，没有享受生活放松的状态。激情其实是焦虑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点是家庭亲密。和亲人之间的相处和谐，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你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心灵圈子，朋友们能听懂你。
最让人生活感觉焦虑的生活方式是指责、批评、攻击、限制、要求，如果我们能转化成放松、平和、温暖，世界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专家解读：现代化焦虑并非中国特有
对于“全民焦虑”的概念，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认为，“焦虑”一词用得比较矫情，其实就是“郁闷”，是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以及对问题的无助感。
转型期成焦虑温床
岳经纶认为，焦虑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公众对于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知未来怎么发展，缺乏合理预期。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的东西都能得到预期。岳经纶发觉，在改革开放以后，公众缺乏这种合理预期。第二个原因是社会风险增加，来自市场、技术、医疗等各方面的风险造就了风险社会，还是和转型期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健全，使人没有保障地生活，容易焦虑。
其实，其他国家在一些阶段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工业革命以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从历史的条件上来说有差别。美国是从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到公共服务和政策不断建立的过程，而中国是从过去一个有保障的时代进入一个无保障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旧有体制解构，但没有实现重构。”
缓解焦虑需公民保障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稳定，是因为旧有制度还在起作用，让一部分人还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到了90年代中后期，旧有社会体制全面解体，社会渐渐出现焦虑感。与此同时，社会也一直在进行重构，并且出现新问题，包括经济发展、NGO组织、政府、自然各方面的问题，不免增加焦虑感。此外，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促进思想解放。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对社会问题开始进行干预和表达，但没有结果就会焦虑。
要应对所谓的“全民焦虑”，岳经纶觉得问题既然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决。政府应当想办法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让公众感觉到有保障，开放公共决策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建立渠道使个人可以诉说和得到释放。另外，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还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等都有利于缓解焦虑。
焦虑是现代化衍生词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传播技术更新，焦虑症已成为现代化的衍生词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焦虑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28.8%，大于1/4的人一生中至少会发作一次。美国人一向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此，一直以来美国的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消耗非常大。在美国，心理医生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
而在日本和韩国，随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速经济发展到现今的经济不景气，社会上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以及无法承受的失败之痛。压力大导致自杀率上升。
而在2006年，香港的公交巴士上，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机乘客的肩膀，请其声音小一些。不料，这位阿叔级的乘客站起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爆发了：“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为什么要挑衅我？”“没解决”……这个视频片段，使得“巴士阿叔”成为香港人压力大之下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
作者简介：
蒋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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