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人对改朝换代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为“圣之清者”。如商时的伯夷、叔齐。两人皆为孤竹国公子，伯夷为长子，当立为国君，但他知道父王喜爱弟弟叔齐，为尽孝道，不辞而别离开孤竹，好不让父亲为难。叔齐亦不愿做不义之人，为恪守礼法离国而去。
这样至清至迂的人真是亘古未有。当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双双“叩马而谏”，劝武王不可以臣子身份攻打天子。后武王立周，他们“耻食周粟”，双双饿死首阳山，以生命来保全操守。被世代士人奉为“圣之清者”。一为“圣之任者”，如伊尹、姜尚之辈。伊尹出身奴仆，曾“五就汤，五就桀”，意思是曾五次见成汤，五次见夏桀，要求任用他。后终为成汤所用，助汤伐桀，灭夏立商。孟子称他是“圣之任者”，说他无论为谁所用，他是以拯救人民为己任的。
儒家的理论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正如上述在改朝换代的问题上，有这么两种模棱两可的论点，正好被野心家利用。魏晋时代，司马祖孙夺曹魏天下，就堂而皇之以此理论作舆论根据。司马昭既可以把自己比做伊尹，又可以比做周公。
当时，士人们分作两派，一方标榜“道德”“名教”，拥护司马代曹，视为“禅让”。一方反名教，视司马为篡逆，耻与为伍。嵇康所面临着的正是此两种的选择。嵇康选择了后者。于是就有下面两则故事：
司马家族势大后，他辞去中散大夫一职，与好友向秀一起以打铁为乐。司马氏其实是很需要像嵇康这样的名人为其服务的，于是派钟会去探风。钟会率一大班随从去访他，他正巧与向秀在大树下挥汗锻铁，对钟会视而不见。钟会好一阵无趣，怏怏而退，嵇康偏还要扔过一句酸溜溜的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自以为解恨。钟会也非等闲之辈，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便愤愤而去了。
另一则故事是竹林旧友山涛升职，好心推荐嵇康顶其职，嵇康闻之，怒不可遏，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说山涛根本不了解自己。信中骂山涛简直是屠夫，自己一身腥血不够，还要将污秽染向别人。他说自己不适合做官有七个理由。说自己喜欢懒睡，好“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十日半月的不洗脸面，满身虱虫，不适着官服，总之不喜欢与俗人共事，等等。
最后干脆说有两个观点最使他所不能为官场所容，一者“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二者“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活脱脱是一篇反政府的宣言。商汤代夏，武王代商，正是司马氏所效法的；周公、孔子也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尊崇的……
嵇康有著名的“君子无私论”。他认为凡君子，心中不存是非而行为又不违道德。外不慕时尚，内不为情欲所系，是故可越名教规范，而不拘于言行合于大道。嵇康认为名教的前提是自然，为政者只有“越名任心”，无是无非，从礼法的桎梏中超脱出来，才能给予肯定的评价。嵇康是一个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汉子，他视道义、气节胜过生命。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他也曾服食五石散，以求长寿。他写《养生论》《声无哀乐论》《宅人吉凶论》《难自然好学论》等，讨论的都是如何长寿的问题。他闲居山野，放纵性情，追求自然快意人生。但是在道义、气节与生命、生活相违背时，他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选择了道义与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