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解释原则是后克莱因学派的分析师瓦斯卡（Robert T. Waska）近年来的经验总结,——Psy525.cn
瓦斯卡发现，在临床中，有一些患者，会使用投射认同和分裂（splitting）的防御机制来试探分析情景的界限。他们往往正在经受着分裂-偏执焦虑（paranoid-schizoid anxieties），并且会把治疗师视为迫害性客体。对这些患者来说，传统的分析治疗的设置和解释是无效的，这时候需要增加分析治疗在技术和设置上的灵活性。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治疗师能够在解释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自我流露（self-disclosure）。（Waska, 1999)
分析治疗要求治疗师保持中立、节制、匿名的原则，后来匿名原则被逐渐放弃，但是中立 （neutrality）和节制（abstinence）的原则一直到当代还是基本保留的，但是分析师们逐渐发现，对有些患者来说，使用这两个原则会激发很强的阻抗(Jacobs,1998)
瓦斯卡认为，对很多一般的咨询者来说，投射认同是可直接解释的。但是对某些困难的案例来说——他形容这些患者的眼中世界就是由提线木偶和操纵木偶人的组成的——直接的解释是无效的。
这时候的处理步骤应该是三步——
第一步：对患者日常生活中的投射认同这种防御的使用作一些评论；
第二步：解释一下投射认同的人际关系背景。特别是讲解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投射认同。这个阶段应该尽可能的长一些，让病人来决定。如果病人变得焦虑起来，也可以对投射认认同的本质进行一些解释；
第三步：进行标准的解释，特别注意解释投射认同的内在心理本质和此时此地的移情。
在此过程中，治疗师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反移情，避免使用这样的解释程序来让患者的无意识幻想付诸行动。同时，治疗师和患者的自由联想也是需要和鼓励的。有时候治疗是可以暴露自己的自由联想并对患者讲述自己对此联想的分析。
还有些患者（特别是严重人格障碍）几乎完全沉浸到分裂-偏执状态中，他们会把任何解释看作攻击。往往是治疗师解释越多，情况越糟糕。其实他们往往具有霍尼所说的施虐性人格的负性治疗反应的特点。（Horney,1936）
治疗师和他们的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 对他们来说，也有时候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恶性循环。但是不要轻易解释他们的投射，这会让他们的更加防御并退行得更加厉害。可以首先解释一下投射认同的其他方面，让他们不会感觉到有压力要去重新拥有他们投射出去的情绪和想法。这时候治疗师充分了解患者的幻想和焦虑是很重要的。
在解释的过程中，瓦斯卡发现，有时候他说，“我现在感觉堵得慌，我觉得无论我说什么都会让情况更糟糕。”然后患者就比较能够接受解释的信息。
这种技术是支持性心理治疗中常见的自我流露技术。从而瓦斯卡开始认真考虑自我流露和精神分析的解释的整合，他自称是克莱因学派背景中开始考察自我流露技术的人。
现代精神分析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反移情是探查移情中投射认同的最好的工具。自我流露往往是通过反移情和投射认同显露出来的。
在使用自我流露之前，首先要注意避免其误用。自我流露应该是和此时此地的治疗情景紧密结合的，治疗师没有任何治疗的理由和患者共享治疗外的事件引起的情感和想法。
在分析治疗中，自我流露使用的机会很少。自我流露往往用来帮助解释患者对客体的幻想。自我流露的时候治疗时要告诉患者由于投射认同所诱发的反移情的想法和情绪,仅仅对于那些临床来说特别困难的时刻使用。对这一点瓦斯卡特别谨慎，强调它不是要把精神分析变成支持性心理治疗。
瓦斯卡的两个案例片断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这种自我暴露式解释的使用。
案例1：
一个边缘人格的患者责问瓦斯卡，为什么在她父亲要死的时候瓦斯卡没有打电话给她。瓦斯卡根据以往治疗的经历推测，如果自己保持沉默的话，患者可能会出现暴力的倾向并且为自己对治疗师的依赖感到焦虑。故说：“我想过打电话给你，但是觉得这可能会冒犯你或者让我们感觉混乱。然而，你希望我打电话，听起来你还是比较喜欢我做这件事情的。我在想，你需要我打电话给你，这样表示我能够关心你就像一个爱你的父亲一样。同时，我认为你想要我打电话是因为对你来说，打电话给我会让你感觉到自己是依赖、软弱、脆弱的，而这让你害怕。”
这是一个典型的遵循此时此地原则自我流露式解释。
案例2：
弗朗兹（Franz）是一个大学的心理学学生，已接受了7年的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
他和治疗师的关系处于一种施虐-受虐的类型。他不时感觉治疗师在挑剔他，很残酷。故经常攻击治疗师的解释。这时候，治疗中出现了一个变化事件。便是他马上要毕业找工作了。
他很害怕找工作，总在幻想找工作的过程中遭到种种刁难。这时候他把周遭人物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他好的，一类是对他不好的。而治疗师属于坏人那一类。几个月后，他突然提出要到远方工作，幻想着远方有美好的机会和友谊在等着他。同时极力贬低治疗，以及家乡能找到工作机会的单位。显然，弗朗兹要和所有人切断关系，治疗师、女朋友，朋友、家庭。
治疗师发现自己回应了弗朗兹投射过来的坏客体的感觉，觉得自己被报废了，被甩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
这些感觉便是投射认同的过程带来的反移情反应。而不久之前弗朗兹自己的幻想便是学院毕业后没有人需要他或愿意接受他。
这个投射认同过程开始的时候，治疗师把这些反移情感受付诸行动，对于他如此草率的迁移决定给出了父母般的建议，替他分析利弊。治疗关系变成了反叛的青少年和担忧的父母的关系。虽然瓦斯卡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无力从中摆脱出来。
一次治疗中，弗朗兹指出此点。治疗师同意其观察并说，“我猜想我有些被甩的感觉，很困惑，我们一起做治疗7年，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而你几星期前告诉我，你有可能两个月内就要走了。我想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应该谈些什么呢？我感觉十分突然。不知道做什么，我不能确定你需要什么。”
这是典型的自我流露，而这些情绪恰恰是患者不能承受，需要投射给治疗师的。治疗师正在奋力和这些情绪抗争。
弗朗兹停顿一会，说，“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被要开始工作的念头淹没了，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我花了最大的努力来忽略我所有的关系，而只想着逃到什么地方。当我想到去参加面试，让那些人不喜欢我，抛弃我，我无法忍受。”
治疗师说，“我想你被焦虑淹没了，你希望我替你承担这些焦虑。 所以接着我就变得像讲大道理的父母一样。你在希望我能够对这些焦虑的处理更好一些，并且帮助你走出来。”
这是比较典型的对投射认同的解释。随后弗朗兹对治疗师的依赖性开始逐渐降低，对自己的焦虑有了更多的领悟。
自我暴露仅仅在患者的投射认同的幻想是针对客体的时候是有用的，而在幻想针对自体的时候帮助不大。
瓦斯本不厌其烦的反复叮嘱，任何超出解释的背景的自我流露都是反移情的付诸行动。治疗师很容易会用技术需要作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的反移情需要。所以在使用这种技术前，治疗师需要认真评估究竟是谁可能通过自我流露而获利。自我流露不是“随便怎么都行”的通行证。治疗师随意地流露自己的个人事件和情绪其实是在发展双重关系，对治疗有害无利。
瓦斯卡尤其反对对反移情的野蛮使用（wild use），认为所有反移情统统向患者表露的倡议其实是回避了对投射认同的处理。（Tauber，1954)
有些治疗师认为治疗师即刻地，此时此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给患者提供一个榜样，患者可以通过和治疗师的认同学会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情绪。（ Maroda，1995)瓦斯卡尤其反对这种提法，认为这种治疗师“树典型”的做法其实是在重新养育（re-parenting）患者，让患者进入自己的心理世界，而不是精神分析的探索。这种做法只对少数认知严重损害的人有效，对绝大多数人无效。而且这种过度强调现实性的做法其实是忽略了患者的最主要的部分，即无意识的幻想，是无意识幻想让患者痛苦，而不是现实。
矛盾现实性的解释
这是肯伯格（Otto Kernberg）提出的对边缘性和精神病性人格组织者的解释原则。
首先用一个案例说明此种技术。
案例——
一患者，40多岁，商人，偏执型人格。
患者在家里面排行老大，父亲是药剂师，对子女们要求很高，经常因为子女们的小过错而严厉惩罚。母亲完全顺从父亲。虽然她表现出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遭到父亲暴怒袭击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孩子们。她很害羞，有些畏畏缩缩，经常让她独身的姐姐们来照料自己的孩子，母亲的这几个姐姐和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就像家里面的女仆，还经常像父亲的侦察兵一样通风报信，对待孩子们态度也很严厉。
家里面对性的态度像清教徒一般严厉。
患者觉得弟弟们都能够逃脱可怕的家庭气氛，而自己作为老大，却无法摆脱他父亲持续的控制。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去做了农业设备的生意。
在移情中，患者的分裂是很明显的，他把肯伯格一会看作是一个施虐的父亲，一会儿看作是完美男人的典范，后者的移情中带有明显的同性恋的成分。
头两年的治疗中，治疗师主要在解释分裂的父亲两个部分在治疗师身上的重现，患者一方面认同母亲，对一个理想的、慈爱的父亲保持性的顺从，同时对施虐性的父亲有很多愤怒。
患者能够逐步地忍受自己对父亲的矛盾态度，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谋杀父亲的愿望。
在治疗的第三年，出现了以下这个插曲。
患者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位女士恰好在肯伯格工作的精神病学研究所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患者很害怕和这样优秀的女性来往。
在他以往的人际关系中，他只有在和妓女的关系中，和几个女性保持疏远的，没有性关系的朋友关系中感觉安全。
只要和他觉得不错的女人的关系一有进展，他就会结束这段关系，因为他会立即怀疑对方不怀好意，担心自己会性无能。
有几次，患者会幻想肯伯格对他和研究所的女性交往而感觉不快。他怀疑肯伯格会警告对方，并且干扰他们的关系的发展。
肯伯格对这种幻想的解释是认为这是一种俄狄浦斯的幻想，认为肯伯格拥有精神病学领域的所有的女人，而患者对这些女人的性欲是受到作为父亲的肯伯格的禁止的，而且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
几天之后，患者再次来做治疗，怒气冲冲。
他说他想狠狠地给肯伯格的脸上揍上几拳。他坐下来，离肯伯格远远的，要求肯伯格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肯伯格问他需要解释什么，患者变得更加愤怒，说他在“玩弄无辜者”。这样的冲突持续了一会，肯伯格开始害怕患者会打自己，患者终于解释说，他和那位女士度过了一个晚上。当他问那位女士是否认识肯伯格的时候，发现那位女士的确认识肯伯格。接着患者开始逼迫那位女士说出一些肯伯格的信息。
这时，那位女士变得沉默，并且“讽刺”地问他，是否是肯伯格的病人。接着患者就一直和那位女士质对，看她是否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肯伯格的病人。而那位女士更加疏远患者，并离开了患者，建议他们俩的关系应该“冷一冷”。
而患者现在认为肯伯格打了电话给那个女士，告诉那位女士患者的所有问题，并且警告那位女士提防患者，最终造成了他们的分手。
肯伯格这时候再次努力要深化以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可是这一次让患者更加愤怒。
他谴责肯伯格不够诚实，误用解释来掩盖事实，想把和那位女士分手的责任归结给患者。他坚持要求肯伯格承认是肯伯格阻止那位女士和他建立关系。
患者如此愤怒，让肯伯格担心是否会遭到身体攻击。肯伯格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中：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患者所说的，自己都有可能受到攻击。
他这时候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患者自己感觉到无法进行自由的交谈，因为不能确定患者是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不发泄出来。他问患者是否能够保证，无论自己的愤怒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不付诸行动，伤害肯伯格或者破坏其物品。
患者好像对这个问题有些吃惊并问肯伯格是否害怕他。肯伯格说自己确实害怕遭到他的身体攻击，并告诉患者在这种条件下自己无法工作。患者要能够对肯伯格保证治疗的继续的条件是只有口头交流而不是躯体行动，否则无法继续治疗下去。
患者微笑，告诉肯伯格他没有必要害怕，他只是希望肯伯格能够诚实。肯伯格说，如果自己诚实地告诉患者事实，他可能对肯伯格会很愤怒，并问患者能否保证自己能够控制住愤怒？患者说能。
接着肯伯格说，虽然自己认识那位女士，但是在整个和患者治疗的期间都没有和那位女士说过话，并且他的断言是一种幻想，需要进行分析。患者再次变得愤怒起来，但是治疗师不再害怕他了。
患者详细地陈述自己推断的依据，肯伯格打断了他，说他绝对确定肯伯格阻止和那位女士和他的关系、他现在很痛苦的是不得不决定肯伯格是否对他在撒谎或者是否肯伯格和他一样确定患者是错的，所以他们双方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决定两人中的一个人是意识到了现实的，而另外一个没有。
患者这时候显得放松了一些，说他相信肯伯格没有撒谎，他说突然之间他觉得这整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因为肯伯格对他害怕感到高兴并且对他坦白了这么多。
很长一段的沉默，这期间肯伯格开始理清自己的情绪。他发现自己有放松的感觉，因为患者不再攻击他，同时也有羞耻感，因为自己表现出了恐惧，同时还有愤怒，因为感觉到患者很享受自己的施虐行为。
肯伯格接着向患者解释，他们刚才发生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就是和患者父亲的关系，也就是说，上演了他施虐性的父亲和他自己的关系，其中肯伯格扮演了受惊的、不知所措的孩子，而患者扮演了他自己暴怒的父亲，同时偷偷地享受威胁自己儿子的快乐。
同时，肯伯格的恐惧减轻了患者自身的被父亲威胁时的羞辱感。对患者来说，表达对治疗师的愤怒而不伤害治疗师是安全的，这让他能够忍受自己对易怒的、冷酷的父亲的认同。
患者说，也许是他逼问的姿态吓跑了那个女人，也许是因为他对那女人的态度让那个女人离开他的。
上述的案例说明了在精神病层面上使用的投射性认同。一开始患者混着用的是投射，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肯伯格，这并没有引起肯伯格的共鸣。
接着，为了让肯伯格“招供”，他使用了投射性认同，在治疗关系中激活了和父亲的关系。由于患者缺乏现实检验能力，所以一开始的解释是无效的。
肯伯格认为，当时的情况下，需要暂时放弃中立技术，建立起让治疗继续下去的条件，即限制患者的行为。
只有当建立起明确的现实界限之后，才有可能对投射性认同进行解释和分析。对这个患者的移情中的严重退行的处理的第一步是澄清矛盾的现实性，促进它能够忍受其内在精神体验的“精神病性内核”（psychotic nucleus）。建立起现实的界限的同时也建立起分析师的反移情反应的内在自由。
肯伯格的认为，，对某些现实检验功能完好的患者来说，投射性认同是应该进行解释的。解释的前提是治疗师能够判断投射过来的自体和客体表象的性质，也就是说，治疗师知道被投射的表象的性质，患者不能忍受这些内在体验的原因，以及投射性认同在双方扮演的角色。在处理投射性认同中治疗师灵活应用技术以及修通自己的反移情反应都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边缘型人格组织的患者具有明显的自恋和偏执特点，在移情中出现暂时的精神病性退行的时候，应该停止解释，用很细节化的方式来澄清治疗情景的现实，包括叫患者坐起来和他详细讨论导致他目前偏执状态的所有的一切。
除此之外，此时治疗时还应该为付诸行动设定限制，评定患者的现实检验能力，并且分析“相互矛盾的现实性”（mutually incompatible realities），包括了完全地认识到和说清楚患者当前对环境的体验，还有分析师对环境的体验，这两种体验对患者来说也许是完全矛盾的，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现实性”提供了分析这时候的情绪的内心参照系。肯伯格认为分析“相互矛盾的现实性”对于处理极端的情景特别有用，能够保持解释的中立性，启发患者意识到自己的退行性移情，并且让患者能够忍耐自己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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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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