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一代“特工之王”结束了其神秘的一生，也给世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关于戴笠之死，扑朔迷离，坊间流传诸多版本。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杀人如麻，极其神秘，就连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国民党内部，对他都知之甚少。国民党逃离南京前夕，带走了所有军警特的档案，关于军统这一块的资料，现存放在台湾情特机构里，至今没有解密，只有个别台湾学者曾看到过部分档案。关于戴笠，坊间存有大量半文半史类书刊和含有虚构成分的“传记文学”作品，鱼龙混杂，使人莫辨真伪。有人将他描绘成天生的谍报专家、特工天才，而有的人则斥之为魔鬼和毫无人性的刽子手。戴笠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会选择特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他如何取得国民党“特工之王”的地位?
一
1897年5月28日，一个叫戴春风的男孩出生在浙江江山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嫖赌成性，耗尽了大部分家产，后来一家生活只靠他母亲的劳动来维持。这个男孩就是日后的戴笠，在进黄埔军校时，他给自己改了名字。
戴笠读过书，上学时成绩还不错，后来还考入了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却因为违反校纪被开除。读书不成，戴笠在杭州混了段时间后，又投了军，在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当兵，结果后来又因战败逃回家。但他不甘寂寞，急于四处找寻出路，就只身到上海租界混世界，那时是1922年冬。后经同乡戴季陶介绍，他结识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为孙中山集资。戴笠曾一度为他们当跑腿伙计。因为戴笠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较深的印象。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上海失去生活来源，只得回家办自卫团自任团长，这是1924年。两年后，这支杂牌武装又被解散。
在那段时间，戴笠混得着实不好。在杭州时，他只有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每穿一两天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他就躲在灵隐寺入口处的湖里，假装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结果有一次在湖滨洗澡洗衣时，一队小学生来西湖旅行游览。一个小孩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还用小石子压着，他们顺手将石子拾去。戴笠在水里可急了，生怕一阵风把衣裤吹跑了，不得不大声叫喊。这时走来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这个老师不是旁人，正是发迹前的胡宗南。两人后来能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竟是始于这一偶然的故事。
戴笠办的自卫团解散后，他走投无路，在街头巧遇幼时同学毛人凤，当时毛人凤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的军校生活，引起了戴笠的极大兴趣，他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并改了名字以示弃旧图新的决心。经过两次考试，他考上了黄埔六期，由此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戴笠在黄埔埋头学习，平时言行谨慎，课余时间就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特别是同学中中**员的活动，记下各种资讯。当时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做，但他却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灵敏的嗅觉能力，主动观察分析，再加上领导能力，有了这些，戴笠注定会成为一个特务头子。
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黄埔军校“清党”，戴笠提供了许多情报，为此胡靖安对他非常赏识。之后，戴笠就投靠了胡靖安，开始以情报工作为业。1928年，戴笠正式接替胡靖安，开始为蒋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但这时，戴笠的工作还不受人重视。在这种逆境中，戴笠养成了揣摩蒋介石心理的习惯，他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蒋介石的情报需求，不辞劳苦地搜集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去蒋介石的住地，不理会蒋介石卫士的呵斥和刁难，苦苦等候蒋的到来，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时蒋介石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他的情报，他便再次呈上。这样时间长了，戴笠逐渐为蒋介石所重视，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有搜索情报的天资，可堪一用，于是下令准其“随时来见”。到了北伐时期，戴笠随军出发，立了不少功劳，使蒋介石最终相信了他的情报专长与能力，更感到作战离不开这个人物。戴笠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1年，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就有戴笠。这便是后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前身。
二
戴笠的特务组织在开始之初是很弱小的，没有什么正当的经费来源，全靠蒋介石不固定地拨给一点钱维持。连戴笠工作的“大本营”———南京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所，也是好友胡宗南送给他的。后来在抗战中，戴笠的军统局不断“坐大”，到抗战末期，其势力更如日中天。有人说戴笠手下有几万人，也有人说在十几万之上，直至今日仍争论不休。记者经过查证，其实这是计算方法的不同，当时军统局的直属人员有5万多，另外戴笠还操纵有近20万的特务武装部队。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戴笠的这些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重要据点，不仅掌控军队、特工，还渗透交通、警察、税务、缉私、外交，在财政、经济、党务等方面，戴笠亦有很大的势力。更要命的是，戴笠掌握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其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可小觑。而且，军统“家规”严密，只听戴老板的，无视老蒋。戴笠与美国人关系过从甚密，也令老蒋猜忌。因此有人认为，蒋介石可能感到了来自他这位“忠实学生”势力与野心的威胁，此时的戴笠成了麻烦，所以要对军统进行改组。
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马振犊认为：“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是没话说的，他的争权夺利，只是跟同僚之间的竞争，绝没有想和蒋介石叫板的意思。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但他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一向以蒋介石的弟子自居，梦想着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马振犊曾在台湾看到过戴笠写给蒋介石的信，里面的言辞之恭敬肉麻，简直和臣子给皇帝写奏折一样。他认为，蒋介石对戴笠，那也是骂得凶、爱得深，他既要依靠军统做事，但又不能让军统失控，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考虑约束军统，但并未想彻底除掉戴笠。至于戴笠想插手海军一事，也是他在官场沉浮中感到，手上没有部队，始终不安全，所以和美国海军一拍即合，在他们的支持下准备“战后重建海军”，但美国陆军和政界却持反对意见，因此也没有成功。
三
像所有的秘密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神秘莫测。一个靠刺探机密、暗杀起家的人，对于自己的安全更是上心。于是在他的精心操作下，听说过他名字的人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认识他，甚至是看到过他的照片，不光是他的对手们，还包括国民政府里的“自己人”。当时甚至有国民政府的官员在提到戴笠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为长期从事特务职业工作的缘故，戴笠变得十分敏感，他平时行动莫测，处处设防，不愿别人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认识他，所以流传到今天的戴氏照片并不太多。戴笠还很迷信，他找人算命认为他命中缺水，于是他所起的笔名、化名大都与水有关。
沉醉是戴笠最得力的手下，号称“军统三剑客”之一，18岁就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在戴笠身边担任总务处长有四五年之久。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沉醉证实了戴笠不爱照相的事实：“戴笠平日很少照相，也不爱用照片送人，更不愿与特务们在一起合影。他是做贼心虚，生怕照片给敌人拿去。1945年后，因经常和梅乐斯(美国海军中校、著名特工专家，被美国海军参谋部派遣到中国，与戴笠合作筹办中美合作所)到处视察工作，梅乐斯很喜欢照相，他才慢慢地改变习惯，准许美特们给他拍照。但他随身所带的摄影师王文钊，却始终遵照他的规定，在给他洗印照片时，从不敢多晒一张，底片也都交还给他保存或烧毁。” 戴笠不仅尽最大努力来藏起自己的长相，还把“狡兔三窟”的精髓发挥到了极限。他有很多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他的手下总给人打电话说他去哪里哪里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他却去了另一个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手下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就连美国人约见他的要求，也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戴笠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这是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说的。那是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碴，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那人自然就是戴笠。
四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那就是他们其实只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戴笠这个人，不光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的对象。当然了，有和他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也有自恃权势并不买他账的。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各大派系大佬搞好关系，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戴笠首先要搞好关系的对象，就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宋美龄，戴笠不惜投入大量精力与财力，但在与蒋介石的亲戚方面，戴笠与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宋子文和孔祥熙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自然是各方巴结的对象，可戴笠只是跟宋子文关系密切，却因为侦破孔祥熙一个爱将的受贿案，大大地得罪了“孔财神”，被孔告到宋美龄那里，很是吃了哑巴亏。后来，戴笠帮了孔祥熙不少忙，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
对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戴笠一贯持拉拢态度，如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人，和他关系都十分密切。但奇怪的是，蒋介石的文派亲信们，却都对他没啥好感，屡屡让他热脸贴了冷屁股。
受些小气倒也罢了，最让戴笠难受的，就是处理和中统特务机构的创立者陈立夫的关系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再加上戴笠早期名义上还隶属陈立夫管，所以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从雏形时代就互相争斗，好戏不断。
后来，戴笠势力大增，陈立夫为自己考虑，也想和他缓和关系，为此还作了努力。抗战中，有一次陈立夫派手下左曙天到军统，找到与左较好的军统大将王蒲臣，要一份军统局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单，说陈立夫要请客，搞一次中统和军统的联谊。结果戴笠把王蒲臣大骂一顿：“他陈立夫要请客，跟我姓戴的有什么相干?他陈立夫企图掌握我们高中级人员名单，竟然耍了这样的花招，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去告诉左曙天，在抗战期间，我们双方的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陈立夫的一番热心，就这样被满怀防备敌意的戴笠拒绝了。
另外，戴笠和那些“封疆大吏”的关系都比较紧张，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拿他不吃敬，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还处决过军统局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戴笠在内部大会上发誓要搞垮陈仪，奈何直至他飞机失事身亡，也没找到报复陈仪的办法。
五
对于部下，戴笠却又是另一套手法了。其实，这套手法正是蒋介石拿来对付他的，那就是一方面要求部属绝对服从，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还用优遇和严惩来双管齐下，以收掌控之效。戴笠最常用的一招就是，把犯错误的特务狠狠惩罚一下，但罚完了，会私下给他一大笔钱‘安慰安慰’。除此之外，戴笠还采用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种种办法，故意把一些相处不好的人派在一起工作，而在重要岗位上，用的都是自己的浙江江山同乡和他看好的新录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的手下人对他不敢有任何隐瞒，更别说动坏脑筋或想背叛他了。
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定了很多禁令。这些禁令并不是组织讨论后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是戴笠口头随意宣布或以手令下达后形成的规定，其中居然有一条“不准在抗战期间结婚”，违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暗中与人同居被查出而囚禁起来的男女特务，几年间达到五六十对之多。但戴笠自己的私生活却荒淫无度，一些亲信大特务也可以和他一样例外，可以公开娶妻，比如，在戴笠下达手令后不久，毛人凤就率先与向影心结婚。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的大将亲信这么做，但又不阻止，甚至还亲自出面贺喜。这使得一些想结婚而又不敢的小特务，在背地大发牢骚。当时军统局厕所的隔板上，便常常出现许多牢骚怪话。
军统局里贪污贿赂成风，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戴笠为了对外标榜他自己和军统特务如何廉洁，专拿小角色开刀，其中连许多特务都感到寒心的是杀贵阳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杨月亭的事。杨在检查邮件时，因偷了40元汇票款被人检举。当时这个女特务怀孕已经8个月，临刑前，一再请求生完孩子再执行。结果戴笠坚决不答应。像这类因几十、几百元的贪污偷盗案件被他杀掉的特务不知有多少，可是在军统中更大的贪污偷盗等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虽然戴笠也办过个把大贪污犯，但主要原因都不在他们的贪污，实际上都是因分赃不均或借机杀人而已。
至于在工作上犯了一点半点错误的部下，本来罪不至死，但戴笠为了树立威信，更是随便滥杀。军统重庆电讯总台报务员何文光，因收到沦陷地区发回的一份电报中有几个错字，没有及时与对方校正，便被以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
六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对戴笠和他的特务组织却是一个坏消息。由于军统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庆谈判的提议发出后，打倒特务、撤销特务机关的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国民党内部派系出于不同考虑，也要求取消特务组织。一时间戴笠和他的军统组织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狼狈不堪。面对社会舆论，蒋介石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作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并要求戴笠参加特务组织改组会议。
戴笠表面上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拖延时间的办法，一边假装无事，一边寻机观望。刚好抗战胜利以后，一些汉奸案件、敌伪财产案件需要处理，所以他当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各地巡视检查情况，迟迟不回重庆。在此期间，他也说了不少气话。
1946年3月，正当戴笠在北平活动之际，毛人凤发来蒋介石命他回重庆参加一个会议的电报，在电文后有毛人凤化名“以炎”的一段附言，说有人在背后捣鬼。戴笠感到这次会议上与对手相斗，结果非同小可，军统局和自己的前途到了关键时刻。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和愤懑，让人拟了一份回复蒋介石的电文，把曹丕逼曹植写“七步诗”之意写入其中。毛人凤接到电文后，担心刺激蒋介石，没有立刻转呈上去。戴笠收不到回复，心急如焚，而且时间上不能再等了，便乘北平航空委员会为他准备的一架C-47型222号专机，准备辗转回渝。
这时戴笠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不顾上海南京天气恶劣，急于在18日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摸清蒋介石对处理军统局问题的底细，并于19日参加重要会议，因此不顾一切地起飞了。17日下午，上海、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戴笠专机无法降落，与地面联系另降机场，不得不准备改飞徐州降落，但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岱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国民党一代“特工之王”就此结束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神秘个性，也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