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翻开文化的史论，去阅读远年文化心灵的纷繁绽放，总慨叹自己如沧海一粟，在文化的海洋中被吹得不知何去，不知何往，也许他们有些只与我相隔半个世纪不到，有些甚至与我位于同一时间维度，只是空间坐标不同，但在文化的高度上，他们却是在一个我以无限接近于90°的仰角去仰视却隐隐绰绰无从看到的位置。文化是最远的。但抚摩那些略略泛黄的书页，我却能感受到书本中鲜活的文字在不断挣脱载体的牢笼，一如我的心脏在不断冲击着自己的肋骨来传递生命的讯号，甚至，二者同频率同强度，上演着文化与心灵的二重奏。文化，又是最近的。
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诚如斯言，纵观中国文化史，河南偃师二里头古朴的建筑代表着先民文化思维的确立，稷下学宫里雄辩家们的慷慨陈词与其说是利用文化在为政治服务，倒不如说是文化在影响甚至统领制度的进步，以至于战国混乱成王败寇的雄风散尽之后，仍然有诸子百家的经典在熠熠生辉。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说，自此以后，文化气脉之衰微，却是有目共睹的了。人文精神的严重阙如与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从清朝晚期日益严重。从王国维沉水自尽到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从《红楼梦》横空出世到之后著书的一律平庸，王纲解纽冲击着先前的文化框架，而他的动摇又使一部分先知先觉者不得不率先承担死亡的宿命。从这一方面讲，几百年后的我们，仿佛越过了几亿光年去触碰那些先人的文化，他们模糊，他们遥远，他们让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无颜面对，文化，仿佛拒我们千里之外，它仿佛在天涯尽头。但换一个角度，文化却又是我们最慈爱的母亲，平时不苟言笑，却总在孩子危难时默默奉献。20世纪30到40年代那场触目惊心的战争，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可恶的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坚韧，让大和民族的文化不得不低头。如王国维讲的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时代到来了，文化的确在衰微，这无可否认，但我总是在掩卷之后沉思，想起凤凰这种传说中的动物，想起自然时火焰的灿烂以及最后从一堆灰烬中探出的小小的柔弱的却又是新生的具有光明前途的躯体，我们或许正处在老凤凰将死未死，小凤凰新生未生的关口，究竟文化
能否复兴，放大了讲，植根于这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能否重新挺胸抬头，这副承担着问号的重担，不知不觉已压到我们这一代的身上，从这个层面，我看到迷雾之后文化母亲神秘的微笑，原来我触手可及。
不仅是中国文化，在外国文化上我同样看到文化神秘的进退。从卡夫卡的《城堡》到麦尔维尔的《白鲸》，从拉伯雷的《巨人传》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他们各自的语言或许不尽相同，与我们也相隔遥远，生硬难解，但他们所揭示的渐进过程却是清晰而惊人一致的，即是从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物质繁盛而确立的文化自信在被蒸汽和电气几度揉捏之后剩下的自我怀疑与迷惘。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也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将这一现象扩展为一个进程，妥帖地置于对应的历史时期，而《红楼梦》却冷眼将欲望这种青春的激情与虚无同时浓缩到大观园女儿世界中，从这一点，如果把莎士比亚比作伟人，那么曹雪芹就是上帝，他在哈姆雷特扬起复仇之剑之前，就已经看到等待戈多那样的等待，于是他选择提前告知，在开头便已暗示结局，《好了歌》的意味怕也是在此，因为我们可以推测曹雪芹的观点，即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好了一切都就了了，而了了一切便都完满了，一切都完满了也就可以抽身而退，要么隐逸要么死亡了。人类虽然总是在用战争、怀疑与残杀中自我消耗，但在文化上，我却看到大师们的不约而同，与不谋而合，换句话说，我们毋需感到寂寞，因为文化会带给我们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尽管一辈子互相之间素未谋面，或者说，文化本身就化身为朋友来与我们心灵相通，如果这样，我们再觉得文化遥远甚至最远就是纯粹的无理取闹了。
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文化作为人社会实践的产物，自然也会有其复杂性。它有时让我觉得那是距我最远的东西，因为政治经济等与我切身相关，但在这种悲叹过后，我却发现他早已紧紧拥抱着我，与我融为一体，再没有比他更近于我的了。这种复杂让我着迷，值得我用一生去与他玩神秘的捉迷藏，也许我走向远方再无归途，也许我回到原点云淡风轻，结局无从而知，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会一直走在求索的路上，直到生命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