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析汉族传统服饰中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内涵】
田源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这一名字，即是由此得来。其中的“服章之美”，便是指古老的汉族传统服饰——汉服。汉服的服章之美，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不仅是舒适与美观的统一，而且也折射出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
汉服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儒家文化相连相通，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对于汉服最普遍、最基本的款式“上衣下裳”，古人如是解释：“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上衣盖住下裳，如同天盖地，乾盖坤。同时，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有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寓意一年有十二个月份。古人以此来表达顺应天地四时，休养生息的理念。再比如“云肩”，它是妇女的一种日常饰物，穿戴时围在肩头，外观雍容、赏心悦目，打开后整体造型却是外圆内方的形状，恰好照应了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天地观。还有，汉服“交领右衽”的基本特征也与阴阳观念相符。汉服的右衽为阳，左衽为阴，所以穿着时应右盖左，阳盖阴。而死者的衣服恰与此相反。汉服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与天地相呼相应，从而为服饰平添了一份恢弘洒脱，包容万物的气概。
汉服的种种细节也蕴含了人们对于美好人格的追求。汉服的背后有一道从头贯穿到尾的中缝。无论何时，穿戴汉服都必须把中缝摆正摆直——这象征着为人中正，品行端庄。比如深衣，它是一种把上衣下裳连为一体的服饰。它在春秋时出现，在后世逐渐成为儒生的专属。深衣的寓意内涵则更为深刻，《礼记》中说它“应规、矩、绳、权、衡”。深衣袖口如规，象征举手合规；领方如矩，象征品行方正；背缝如绳，象征刚直不阿；下摆似权，象征进退权衡。一件衣服，可以修身，可以治国，可以习文，可以练武。汉服所体现的内涵博远广大，可见一斑。
玉佩作为穿汉服必不可少的配饰，也成为了国人眼中集美德品质于一身的祥瑞之物。《论语》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把随身携带玉佩作为对君子的要求，足可见古人对于美玉的看重。《五经通义》又赋予了玉五种美好的德行：“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欲坠，有似于礼。”儒家的五种美德“仁、义、礼、智、信”在美玉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君子佩玉，倒不如说玉即君子。除了君子与玉形影不离外，普通人也常借玉表白情感与生活。他们借杂佩以示恩爱，托琼玖以表真心，喻英才为圭璧，视神女为华琚。玉佩可以饰物，可以养德，可以润物，可以喻情。可以说，玉佩之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与情感，是中华文化的灿烂长河中一枚绚烂耀眼的瑰宝。
服饰在表面上看是浅显而随意的，但是在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今天，我们体味和感受汉服深厚的内涵底蕴，不仅是在回溯古老的中华文明，更是在以一种别样的方式与我们的祖先交流。知以藏往，鉴以开来。继承才能发展，回顾然后创新。我们只有继承汉服所体现的内涵传统，在中华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养料，才能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的浪潮中保有民族特色，使中华民族以“传统”而又“崭新”的面貌阔步向前。
【篇二：固本守源兼收并蓄——美经济历程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之启示】
及云霄
美国作为现代历史上政治经济的第一超级大国，其经济发展历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反映了其社会制度对于经济建设的积极意义及其固有的局限性。因而掌握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制，总结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战后，世界局势整体缓和，经济态势总体上稳中向好。美国成功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经济。广泛应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先进成果，同时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旨在充分利用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市场经济活力，通过利益杠杆调动生产经营者积极性，进而刺激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成效显著，美国经济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但美政府在推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同时，对市场经济自身的调节能力过分信任，忽略了单一市场经济体制下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的固有弊端，即各市场主体的盲目生产、无序竞争以及随之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最终积重难返，一场以金融市场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进而迅速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间，生产衰退，工农业总产值大幅下降，失业人数急剧攀升，民众基本生活难以维持，间或还有垄断企业为缓解生产过剩、产品滞销的压力，大量销毁产品以维持商品价格。资本主义制度下单一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特有的局限性在这场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
由美国这一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落中，我们不难发现包括美国、
西欧各国在内的单一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共性。即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民众的消费热情，依靠利益杠杆和价值规律由市场主体自行调节生产要素，政府对宏观经济少有调控甚至自由放任。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短期内能够迎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活力的充分激发。但政府对国民经济缺乏必要而有力的调控手段，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其盲目的趋利性最终会引发由供求关系失衡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此外，长远来看，社会财富大量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不可避免的会制约国家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的成为少数群体的的私利而非充分作用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当今国际社会依然屡见不鲜，具体体现为一些经济繁荣甚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同某些经济相对落后但决策机关对资源的可调动率高、社会凝聚力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时，表现无力甚至陷入被动。
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能够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体制运行效率并显著增强创新能力的同时，自身难以依靠单一市场调节以达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所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深入学习美在柯立芝时期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繁荣的案例，接受市场经济机制，转变单一的计划管理，解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从而清醒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计划体制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同时，还要深刻的意识到，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已然决定其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历史局限性。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平衡兼顾两个方面。
一是要“采欧美市场之所长”。即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不动摇得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广泛调动各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二是要“去资本专利之所短”。即坚持党的先进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广泛调配资源，发挥国家凝聚力的优越性。进而实现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出巨大的活力，拥有无限美好的发展前景。
【篇三：二战中中华民族大国担当的表现】
白昊汶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中国政府有关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具有相联关系的预言，也将中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为一体。此后，中国活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舞台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择要而言，中国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令人瞩目：
第一，两度遣师境外作战。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倡导建立反对轴心国的军事同盟，实施共同作战。不久，蒋介石就任盟国方面的中国战区统帅，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一切盟军行动的权力。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中英之间缺少战略配合，战斗以盟军的失败而告终。缅战失败后，部分中国军队退往印度，在那里经过重新整训和扩充，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这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这一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为1945年春缅北地区的收复打下了基础。缅甸一战无论是在中国抗战史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第二，中国战场为亚太地区盟军空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后勤基地的支援。1942年4月，美军16架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东京等重要城市进行战略轰炸，返航后在中国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降落，中国因此遭到日军的大规模报复。日军发起浙赣作战，破坏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并杀害我官兵和民众25万人。此后，特别是1943年与1944年中国战场反攻期间，中国又先后为美国第14航空队等盟军空军，提供了成都、梁山、昆明等机场，以便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第三，努力调解英印矛盾。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则更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处于尖锐对立中的印英当局与印度国大党为战争大局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中方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立即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由于英印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蒋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开罗会议时，中方再次提议“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主义在战后亚洲继续存在的立场。
第四，中国战场还为苏美等盟国提供了军事战略情报的支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常驻延安，收集情报。当中共中央从截获的日军电报中获悉纳粹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时，立即将这一情报转告在延安的苏联军事情报组。中共还允许美军在八路军晋绥、太行等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驻区设置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军第14航空队与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方面的联系。
第五，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在战争中，中国政府便有了关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中国方面的这一构想与其他盟国不谋而合，它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而在和平年代，中国依然在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帮助维护战乱国家的和平。在沧州，也有一批人参加维和活动，像沧州第一位维和警察葛建军、荣获联合国授予的“联合国维和勋章”的齐立伟，还有王苏和于培杰。
所以，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中国一直在以大国身份维护世界和平，在维护世界和平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篇四：浅析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得失】
陈政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此后，日本以欺诈手段诱使清军入朝，以此为借口，大量派兵入朝。并于当年的八月份，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此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已经是七十一的高龄。
不到一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中国惨败告终。李鸿章也在此时前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也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完后，李鸿章彻底地背负起“卖国贼”的名号。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各个版本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都是贬大于褒，但无法否认的是李鸿章在这场改变两国国运的战争中的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是非功过着实令人难以评价。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期，李鸿章可谓是坚决的求和派。彼时，清军已经和日本军队处于对峙状态，中国和日本的社会舆论都在宣扬要与对方决一死战。在这个紧要关头，李鸿章却向光绪帝建议采用和谈的办法解决这一事件，因为李鸿章心里清楚清军的综合战斗力和其所配备武器的先进水平与日本军队相比是处于怎样的地位。然而，当时光绪帝刚刚亲政不久，再加之由于慈禧太后从小对光绪帝近乎变态似的帝王教育，光绪帝的性格较为怪异，脾气也较为暴躁。且翁同龢对光绪帝的爱国教育，使得光绪帝直接无视了李鸿章的这一建议。倘若当初光绪帝听从了李鸿章的“求和”意见，可能也不会让日本和西方列强清楚地认识到大清朝已经衰落到如此地步，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瓜分中国”，也不会有台湾的沦陷。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最令无数人痛恨的应该是李鸿章的“避战保船”的策略。在甲午中日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损失并不算惨重，邓世昌的致远舰和林永升的经远舰虽然被炮毁沉没，但北洋水师的主力定远舰和镇远舰尚在，足以与日本舰队匹敌。而李鸿章在此时却发布了一道“避战保船”命令，导致北洋水师的军舰全部退缩到威海卫港内，拒不迎击日本军队。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对威海卫港的水陆双重夹击之下，北洋舰队在威海卫港内全军覆灭，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双双自杀。李鸿章实行“避战保船”的原因无非是想保证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与权势。在当时，北洋水师可谓是李鸿章的“脸面”，北洋水师受到打击就等同于李鸿章受到打击，处于官场中的李鸿章自然明白这件事。且当时由于清廷的严重腐败，北洋舰队的军饷常常亏空，没有资金去购买枪支弹药，再加之清军士兵无视军纪，大量吸食鸦片，导致北洋舰队的实力大减。由此可看出，李鸿章能清楚地认识到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自身利益。
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前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尽管出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回住处的路上遇刺，眼睛受伤，世界一片震惊，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放松。李鸿章眼伤稍愈之后，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后人因此对李鸿章高价赞誉，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经费不至于减少如斯，甲午海战的结局亦有可能改变，而不是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纵观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的官僚地主的劣根性，也有近代维新派的务实、创新、反思的特点。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李鸿章这位"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确确实实是爱着这个国家的。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各种得失可能只是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断挣扎罢了。
【篇五：爱国思想演变之我见】
王晴
爱国是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素质，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爱国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现。
一、古代的爱国思想
在“大一统”的皇权主义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爱国思想，往往具有浓厚的忠君色彩，就如同《诗经》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与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国家的概念，直接等同于朝廷和君主，而这些又令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变得不可分割。古语有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以孝事君，则忠”等等，古人移孝作忠，把服从君主，言听计从当成爱国；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当做爱国；把君主的是非观当做自己的是非观当做爱国，这样的爱国思想固然有促进国家稳定的积极意义，但把封建君主等同于国家，如果皇帝昏庸，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又会怎样呢？以忠君思想爱国，又将黎民百姓的利益置于何处呢？或一味的听命于君主，依附顺从，这样的爱国又有何意义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楚怀王疏远、流放屈原，仅因楚怀王听信谗言，不明是非，屈原却依旧忠心耿耿，最终抱憾而亡；陆游自幼立志抗金，虽被免官流放，可他却临死不忘“王师”不忘“北定”；南宋辛弃疾有热血，有才干，却仅仅因朝廷腐败令他壮志难酬；岳飞是人们熟知的抗金名将，却在十二道退兵令前不得不归，君于他，非忠不可。追溯本源，这些爱国者，身上或多或少的体现着忠君甚至是愚忠色彩，而封建社会向他们这样的人还少吗？
二、近代的爱国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外来侵略者压迫和宰割的反抗，对腐朽清政府的讨伐和鞭挞。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在一次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渐渐清晰。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过“爱大清国”还是“爱中华国”的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将国家和帝王割裂开来，使民众思想得到空前解放。
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更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为争取民族独立前仆后继。因此，近代的爱国思想是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而根植于民心的。
三、现代爱国思想
现阶段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国放在个人层面的首位。而这里的爱国思想又与我们谈到的前两个时期有所不同，其爱国思想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高度统一。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爱国实际上就是捍卫公民自身的根本权利。
现阶段的爱国思想激励着人们将振兴中华，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转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身为国家公民的我们要将思想和实际行动相结合，树立正确的爱国思想、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观。用行动告诉世界，少年强则中国强。这是身为公民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