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失意，仕途受阻，成为文人墨客千古不绝的浩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潇洒过。
但一些人是幸运的。李白、刘禹锡和苏东坡的诗文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并没有消磨于壮志难酬的扼腕之中，反倒是一种豁达开朗的情怀跃然纸上。
天宝元年，李白离都当官，唐玄宗并未重用李白，加之受到佞臣的谗言污蔑，他难忍其辱，恳请唐玄祖放他还山。与其说是自愿退仕，毋宁说是被皇帝赐金放还，排挤到朝廷之外。于是，李白背上行囊，出走庙堂。李白二十年来的入世之梦瞬时灰飞烟灭，其中的艰辛又怎能轻易释怀？李白凭天纵之才谋得小吏之职，顿感行路之难。一腔意气化作茫然，他便著下《行路难》一诗。宝剑出鞘，挥向何方？杜甫曾评价李白“未就丹砂愧葛洪”，说他归隐避世也是徒劳。就这样，在处处逢难，举步维艰之际，李白的仕途生涯决定再续。希望重燃，仰天一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笔锋陡然一转，铮铮铁骨在久居暇荒之后，再次让世人看到了骨子里就有的豁达乐观之情怀。
刘禹锡在政治上失意后，感慨时事之变迁，依旧旷达逍遥。时值王叔文政治改革失败，刘禹锡遭贬。路经扬州城，遇到了老友白居易，宦海生涯如风吹草蓬，他乡相遇，该当畅叙别情。白居易为刘禹
锡鸣不平，刘禹锡自然应作诗答谢，于是诞生了传世佳作《酬乐天扬州处逢席上见赠》。这首诗在他身后的一千多年里，温暖了无数人。当政治抱负无处施展，蒙受不白之冤时，我更偏爱刘禹锡的愤世嫉俗、泰然处之。千帆过尽，万木逢春，如同寒冬的一抹斜晖，即使不炽热，却也让人相信身后的艳阳天，一代诗豪终究是在文坛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也终是一身浩然正气，活得洒脱自在！
苏东坡在世人眼中，亦是几分豪气几分侠义。他一生宦海浮沉，数次被贬，奔走四方。那一夜，他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正值中秋。当时他被贬密州，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与弟弟子由数年未见，甚是想念。面对明月，苏轼心潮汹涌，由矛盾苦闷，力求超脱到积极达观，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展现于世人面前。词中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几乎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居然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真正是：苏轼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
斯人已去，此三人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他们的诗文，穷尽了旷达的风骨，穷尽了豁达的情怀。只愿字斟句酌，随他们一起游走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