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正要开门，空中抛来一道尖细的嗓音——“啊呀，小姑娘，你家人住院这里是吧？帮我拿一下。”一只手强硬地把一只热水瓶塞到我手里，“对了，我在五楼……”下一瞬，那道大红大绿的身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句道谢也没有。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她。
平日里健朗的爷爷突发心肌梗塞住了院，却一直没能好，于是，这家医院成了我每天放学的必经之处。爷爷的病房在五楼，是许多病重的患者不能马上痊愈而搬进的“重症层”。我就这样遇到了她。
她喜欢大着嗓门与别人聊天，也是这层楼中说话最刻薄的人。一次在走廊，一个小孩子到处乱跑，把刚拖好的地弄脏。若在平时，大家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患者家属嘛。可偏不巧，碰上了她：“家里人都快死了，还有心情在这里耍！”小孩“哇”地一声被吓哭了，她却仍旧大着嗓门与别人聊天，头也不低一下。她的性格、行为，甚至说话的样子一直为院里的人所唾弃，我也极力避免与她相遇，心里将她早归入了“下等人”行列。
可我越躲着她，越能碰着她——这不，我又得上楼给她送那只被她随手扔下的热水瓶。瓶身是张牙舞爪的红色，亦如她本人。门关着，里面传出她惯有的尖细又高大的嗓音——她在自言自语。声音之大，以至于我敲了数次门都无人应答。我索性耐着性子，听她在说些什么：“老头子，是不是要尿尿？……老头子，你看，这个水瓶好看不？咱们当年结婚就是这个颜色，你还记不记得？……老头子，你怎么不理我啦，看我，看我……”我将热水瓶轻轻放在病房外，悄悄离开了。
后来听说，她和老伴也曾有一个儿子。但在儿子到外地工作后不久，就失去了音讯。老伴又因一场车祸生活不能自理。原本生活无忧的她，只得干起医院的杂物护工来支撑生活。老伴儿车祸耳聋后，眼睛也只能看到红黄绿几种鲜艳的颜色。她说话声音大，喜欢穿亮色土气的衣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为的是让老伴不那么孤单。
渐渐地，她那独特的声线在我眼中不再是厌恶的代表，而成我的一剂“安心药”。若一天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仿佛也安不下心来。尽管她的举止有些粗鲁，却给病怏怏的五层增添了些许活力。
爷爷的病似乎略有好转，听医生说，下个月就可以出院了。她和老伴也即将“出院”——老头子的病情恶化，要转送到大医院去。他们走的那天，没有一个人来送。她自顾自地摇着老伴的轮椅，那背影看起来有些无助，却格外坚毅。不知怎么，我看得有些心酸，便上前打个招呼：“奶奶——”话没出口，就被她打断了：“我知道你们讨厌我，说我没文化，自私，可我没办法……我老伴视力衰退，耳朵也不行，我大声说话，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就是为了让他知道我在他身边……我不在，他会怕……只要能让他好好地活下去，我哪怕做一个万人嫌……”她悄悄地擦了擦眼角，不再说话，转身回去了，只留下我愣在原地。
从那以后，我经常不自觉想起那道穿过走廊身影，大惊小怪地叫一声“啊呀”。无论如何，都无法忘却这个平凡的女子，用并不有力的手支撑起生活的一片天，顽强地与孤独对抗。
